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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赫士曾在哈佛大學諾頓講座(the Charles Eliot Norton Lectures at Harvard)提到,人類的本性就是喜好「聽故事」,但詩歌已由原先的「故事創造者」,變得愈來愈修辭化,逐漸遠離原本的型態。但人們的本質不變,依舊需要故事,不論任何文類或形式。同時,也有作家認為,人類心中都擁有一個歌唱史詩的嚮往,只是逐漸失去了英雄。在這個沒有敘事英雄的時代,必定還有著飽含故事的詩歌;李進文最新的詩集《野想到》不但繼續讓體例無限延展,更傾向於故事的完成:觀點、諷諭、微言。一切故事的源頭都來自土地,詩人的工作就是挖掘它們,給予良好的關懷,但又保持野性。
Q:離上一本《更悲觀更要》的出版約有三年之久,新作《野想到》與前作有何不同呢?每本詩集是怎樣與它的前作做區別的?或有提綱,或有打算轉變的方向?
Q:儘管這本分類為詩集,但也收錄了許多充滿詩意的極短篇、散文等等,如後記所言:「跳痛者也有它的狂野美麗」。是否可以談談分輯概念,也說說同時書寫不同體例後的感覺?
A:我在上一本《更悲觀更要》曾嘗試大量使用韻腳;這很危險,韻不應該常常在詩中出現,它不一定能成為節奏,但它可以朗讀。為了不讓一首押韻的詩淪為「油腔滑調」,我必須在某些轉折或結尾將它剎住、拉回詩的核心。這是一種寫作的自覺、節制與企圖之心。
我是企圖讓極短篇、散文或其他文類介入詩的形式,讓詩有「突變」,而不是去處理「詩意的」極短篇和散文。 身為編輯人,當然也渴望去發掘和編製別人的詩集,對投稿詩集的選擇,通常先從作品的內容形式是否有創意、有別趣,去做決定。
至於自己的詩集分輯──儘管這本詩集的分輯是一個連貫的共體,但我希望每首作品都能獨立,主題不要重複,內容能夠自給自足。但在分類的時候就很傷腦筋了,例如我曾寫過武俠詩,表面上看起來是一對武俠情侶的對話,但內涵是政治議題,我想每位詩人都曾遇過分輯困難的問題。我最後決定的分輯方式是「閱讀節奏」,以讀者如何容易進入為考量:從有分行的詩起始,再到無分行的散文詩;從句數短的作品開始,最後以長篇幅的故事詩結尾。至於作品出版前最後一校完的心情如何?呵,生死疲勞,燃盡了。
Q:後記提到,本書的初心是想試著以「有故事」的方式進行,書中有多次用講故事的口吻對著讀者述說,甚至帶有點童趣。是否可以談談寫作時是否有預設的讀者眾?抑或有一個想像的傾聽者存在於心中?
A:寫作者必須要定時給自己一個寫作目標,我是指當你越來越有點年紀的時候,不然會越來越懶散。「為何而寫?」、「跟前人或他人有什麼不同?」、「給誰看?」、「有什麼意義?」這些提問,心中有對象非常重要:戀人、物件、國家、內在的自我……等等都可以是對象,有對象就有分享之心。我曾從事記者工作,寫報導時心中有對象,才會有同理心。我也投入過媒體與動畫製作,那必須以閱聽者的角度出發,像寫劇本一樣。我們常說「共感」或「共鳴」其實就是作者在某個場域的獨白中分享自己的經驗,而讀者恰好在流動的閱讀裏頭發現了作者。
Q:《野想到》收錄的作品許多來自即景、日常對話與網路互動等等,也常看到作者將生活所見的創作發表在臉書上。想請問現今的社交媒體是否作為創作工具之一?
A:任何媒介都可以是平台,創作方式要放寬放鬆,但心要嚴謹。現今的讀者是液態的,寫作者也必須是動態的,不要把自己固定下來,否則就落在讀者後面了。臉書的本質是社交軟體,不適合創作,但宜於分享和聯絡之用。有一個概念是,電腦、手機等等的載具和介面是冷冷的「螢幕」,電子書雖然也很廣泛,但就「詩」這個文類,最合適的閱讀還是「紙質」──它可以讓讀速放緩、也比較平靜,創作者和讀者更能享受詩的沉思與技藝。
Q:〈誠徵編輯〉一詩中強調編輯需要雜學、熱情、想像力。過去六年多的編輯出版經歷,是如何調適寫作與工作之間的差異?編輯是為創作增添更多養分,還是為創作申請通往寂寥的途徑呢?
A:工作對我來說是一種養分。我曾擔任過記者,跑過政治線,接觸的人、事、物,相對其他工作更豐富,但也比較複雜。我在每一本書裡面都會處理社會性質的題材與政治問題。我也曾做過動畫,視覺影音的節奏著重於音樂、分鏡與故事,動畫的每一個畫面,每一秒都是由錢累積的,所以每一個節點都要算得精準。例如我曾參與《小王子》的動畫製作,如何將影片做到能讓大人與小孩子們一同感到有趣,能夠令人會心一笑,這是最大的課題。我也嘗試將這份幽默放進詩中,讓詩變得除了擁有思想之外,也同時擁有意味和趣味。
至於出版編輯,我們面對的是作者與文字,最後的產品是書籍。身為一個寫作者參與了出版工作,會開始感受到自己的渺小,會問自己:「是什麼堅持著我繼續寫下去呢?」我在出版《微意思》與《更悲觀更要》時已經是編輯了,但書籍市場與文壇已經不同於以往。現今的文壇──更準確來說是「社群」,作家與讀者的交流更加密切,我也在這份工作中對作家和藝術的想像更「人間化」了;大家都是平凡的人,創作與作書就像葉慈說的,是一件勞苦的工作;不要把創作當成生命中最重要的事,如果有任何比它更快樂、更平靜的事,那就放下筆走出去吧。
Q:〈大師〉、〈微信洛夫〉、〈九十歲要管管〉、〈書等待著古早的人〉幾首詩,寫與前輩作家相處,也寫與書中經典作家們的靈魂相處。你如何琢磨周遭人物的形象,點明他們的詩心,產生巨大的共鳴呢?
A:書寫周遭親近之人是一件很困難的事,關鍵是「距離」。若靠得太近,看得變少;若稍有距離,反而能看見全貌。當你理解了他的作品、個性與特質,加上平常的交往,這樣的組合還需要加上一點若即若離的感覺才會成形。這就好比記者,當一個作家有媒體經驗,就擁有了「跳出來」的能力:早上十點採訪,晚上七點寫稿,這中間的時間你必須趕快從介入轉為客觀來處理新聞,比黑夜進到白晝更快速。
或是寫一首情詩,抒懷的對象都太靠近了,所以更難操控佈局。我們需要更多山風海雨,更多的光與影,更多的物件與指涉來完成氛圍──站在更宏觀的角度來述說一件事,才能體會人跟人之間,相處上的微小情感。美,是一種距離。
Q:詩中的詞彙平易近人,讀起來往往令人感到舒服。讀者就算遇到生詞,也能搭配著動詞將它轉變成日常經驗。是否有意地剔除難詞?或是在創作時有考慮修辭的搭配?
A:我會避開生詞。但我依舊從古典中尋找寫作的種子,甚至《詩經》是我的床頭書之一。當你有了想「分享」的對象,你不會對他講「很難的話」。口語不會讓詩的品質降低,你必須使用「人話」來表達更深層的東西;詩不是字的表面,更困難的是句行與句行之間的張力、整體節奏和布局;困難的是比喻,而不是單字的難度。自由詩就是這樣,若只在意文字,便會造成作者和讀者間的障礙。
承襲了《微意思》與《更悲觀更要》體例的無限制與書寫題材的廣度,《野想到》將更多關於土地、人的相處與科技影響的互文建構成一首首精準強悍的歌謠。從短詩到長詩,從分行詩到無分行詩,甚至是從詩到非詩,一切的文字都像一場線性之旅,逐漸打開我們在緊繃生活中忽略的隨興寫意。《野想到》是一本關於奔跑與飛翔的自由之作;或許世界隨著科技越發快速,使人焦慮不已,但我們依舊能藉由詩歌保持內心的步調,在冰冷機器中發現一片曠野,在曠野中感知自己的身、心、脾、肺,乃至於我們遺忘,但又持續行走,草莽又愉悅的雙腳。
採訪撰文|曹馭博
一九九四年生,東華大學華文文學所創作組畢業。曾獲林榮三文學獎新詩首獎,臺灣文學金典獎蓓蕾獎。詩集《我害怕屋瓦》於啟明出版社發行。
攝影|小路
場地協力|Milk Bar by BK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