岡本隆司：「一個中國」的大夢緣何而生？從分崩離析的年代說起- 聯經思想空間 Linking Vision

文／岡本隆司（現任京都府立大學文學部教授）

編按：從大清帝國成立到習近平時代，「一個中國」大夢是如何開始的？十七世紀的東亞世界多元勢力並存，又是如何慢慢發展到「一體」與分離之間相互拉扯？日本歷史學者岡本隆司從十七世紀的全球面貌談起，為我們揭開從明至清的中國歷史發展軌跡，以及其與全球歷史的互動及影響。文章節錄自《岩波新書．中國的歷史5：中國的形成》導言〈在混亂之中〉，標題為編者擬。

「十七世紀的危機」

談到總結十六世紀的一六〇〇年，應該是只要稍微了解歷史的人，一定都會記得的一年吧。這一年日本發生了決定天下的「關原之戰」。長期處於戰亂、紛爭的戰國時代，終於因此役而收束，在日本史上是一大事件。

當然這並非是很唐突地發生在這一年的事，戰國時期經年累月的混沌、流動，終於達到最後的局面，逐漸成為一統。與此同時，也揭開了日本近世的序幕。

然而處於一片混沌的，不僅只是日本列島而已。這似乎是地球規模、世界共同的現象。不用說，當時的世界正處於大航海時代。

一提到十六世紀的大航海時代，人們腦海裡首先會浮現的就是哥倫布、麥哲倫這些勇敢的航海家橫跨大洋航海的冒險事業，或是方濟．沙勿略、利瑪竇等傳教士跨越異國邊境從事傳教活動吧。這在日本史上，也是一個被稱為「南蠻渡來」的現象。

當然，這些著名的人名、事件非常重要，但不僅止於此。讓我們將目光望向一些名不見經傳的動向吧。冒險家的大航海時代，同時也是全世界的商業熱潮時代。對世界各地而言，四處都流通著新奇的產物，貿易非常興盛，這是前所未有的狀態。

因此過去世界秩序的架構逐漸無法維持，多少開始產生混亂與紛爭，被迫要重新建立新的世界秩序，這似乎也是不論東西、全球共通的現象。

儘管混亂是共通的現象，但日、歐、亞卻不可能有相同的外貌或內涵，彼此都有著各自不同的性格。日本正值戰國時代群雄割據，歐洲有西班牙、葡萄牙建設殖民地帝國及斜陽。明朝苦惱於內憂外患，鄂圖曼帝國從蘇里曼全盛時期逐漸轉變，東亞與西亞各自經歷著動盪。

日本在德川家康的領導下，自戰國時代的混亂局面逐漸邁向和平統一，展開了新的局面，全世界與此幾乎同時，也從過去混亂的狀況開始轉變。

歐洲的西班牙開始衰退，進入混亂的爭霸時代。在發生關原之戰的一六〇〇年，後起之國的英國也開始進入東方，在這一年創立了英國東印度公司。

在世界史上，成為其契機的就是稱為「十七世紀的危機」（The General Crisis）的現象。這基本上是一場氣候的變動，從十四世紀開始的小冰河期造成了氣候的寒冷，因為受到了太陽活動低下、聖嬰現象、火山噴發造成的火山灰雲等的影響，到了這個時候氣候變得更加嚴峻。

在此之前，由於大航海時代的商業活動盛行，世界一片榮景，這使得狀況更加嚴重。由商業的活化帶來的「新大陸」的白銀，也隨著時間的過去而減少。由於多重的原因，全世界陷入了比「十四世紀的危機」更嚴重的大恐慌。

倘若沒有充分觀看「中國的歷史」本系列中提到的各種史實歷程，就無法論述長期的東亞史，甚至是世界史。

東西的十七世紀

在西洋史中回溯這樣的動向，就會歸結到征服世界的大英帝國。一六〇三年，德川家康成為征夷大將軍，同年伊莉莎白一世駕崩。對大英帝國來說，這或許是展開了「危機」世紀的序幕吧。但歷經了「十七世紀的危機」，大英帝國也逐漸建立了「財政＝軍事國家」的架構。

所謂的「財政＝軍事國家」（fiscal-military state）指的是國家靠著稅收、公債，有效率地聚集並持有廣大的財源，且有效地將資金投入槍砲、海軍等軍事力的革新與增強，透過這樣的手段在世界各地豪取強奪，並日漸富強的體系。這種軍事財政的革命，正是因為面臨到「危機」並試圖克服而產生的。以這樣的體系為基礎，大英帝國達成了產業革命，進而在十九世紀稱霸世界。

十六世紀的大航海時代，讓世界正式的開始全球化，經歷了十八世紀後，又更加的深化。近年來歷史學家稱之為「大分流」（Great Divergence），這正是代表了當代的學說。

全球化的歷史與「大分流」正席捲著全世界，並逐漸成為定論。然而仔細思考後，會發現「大分流」的概念所指的現象，其實既不罕見，也並非新的學說，是早就有人提出的說法。我們可以說是產業革命，可以說是takeoff，也可以說是近代化。無論哪一種說法，都是指歐洲異軍突起、領先全球的現象。

既然如此，那麼「十七世紀的危機」就是能夠與近現代連結的一個現象了。而如果是「大分流」、「近代化」的話，那麼肯定也左右著位處在世界另一頭的亞洲的命運。現代的我們非常了解歐洲的「近代化」，無須我再贅述。但我們卻必須要重新審視亞洲的狀況。

實際上，「大分流」的學說所改變的，是亞洲的定位。十八世紀末期，歐洲處於產生分流的前夕，當時歐洲的經濟水準與東亞相當，甚至被視為是相當均質的。所以從中「分流」出來，從這一點來看，相較於過去都將亞洲視為「從一開始就不同而落伍」的史觀，確實是很嶄新的看法。或許這也是西方人開始對過去西歐中心史觀的錯誤有所頓悟，而做出的反省吧。

我們當然很歡迎反省，但若要問這對東亞是否有精確的理解，那又不是那麼明確了。對此我們已在別處詳加敘述，在這裡便不再重複。但若容我多說一句，那麼如果只把目光焦點都放在經濟指標，就會對社會結構、統治體制等的形式缺乏洞察。

尤其是中國史，更是如此。例如倘若沒有充分觀看「中國的歷史」本系列中提到的各種史實歷程，就無法論述長期的東亞史，甚至是世界史。要論述全球化歷史，就必須要先重新審視東亞的歷史。

近現代所謂的「大分流」，以及成為其前提的「十七世紀的危機」、更前提的十六世紀以來的混亂，在東亞的脈絡、局面裡又是如何呢？這在理解整體西方所謂的「大分流」所推動的世界史時，也是極為重大的課題。

客觀地思考「北虜南倭」，就會發現這是顯示出當時世界「混亂」化、東亞多元化的一個現象，也是海陸各自勢力興起的產物。

東亞的混亂

儘管我們簡便地說「混亂」，然而那並非是毫無軌跡而紊亂的狀態。東亞當時既有的一元化、集約性的秩序體系，由於無法立即順應加速的多元化，因此出現了混亂。

十六世紀的明朝，用漢語將這樣的情況以「北虜南倭」來形容。北邊有蒙古侵襲，南邊有倭寇，以政權來看，確實是嚴重的外患、巨大的對外威脅，是充滿了危機感的狀態。

然而客觀地思考「北虜南倭」，就會發現這是顯示出當時世界「混亂」化、東亞多元化的一個現象，也是海陸各自勢力興起的產物。草原上的蒙古勢力，在過去就持續和明朝對峙，海洋上有武裝貿易業者逼近，且勢力也日漸增強。

本系列書籍的第四卷中詳述了「以明朝政權為中心的朝貢一元體制」，而這些外來勢力都意味著對立的關係。然而如果是對立關係，就會不斷產生紛爭，只能不斷地思考如何穩定情勢，從錯誤中學習。

這樣混亂的局面和歐洲相同，東亞局面越演越烈，就在看不見收束的狀況下，進入了十七世紀。西方進入了西發利亞主權體制，主權國家的並立、國際關係，而東亞卻可說是走上了完全不同的道路。

「北虜南倭」豔飾了十六世紀，成為延續了蒙古、倭寇的勢力，到了十七世紀也依然是與多元的勢力對立的存在。大致上可以分為東北、南方、海洋的勢力。我們甚至可以說這些勢力加深了多元化，在各方面都能看到巨大的變化。光是眼睛看得見的事件，就有遼東的軍閥勢力興起、沿海的荷蘭勢力進入，以及中國內部的動亂。這些在十六世紀末期都不算太顯著，是屬於比較新的局面。

這些局面發生的時間和地點都不同，發生的現象也各有所異。然而內部不管在空間層面或時間層面，都有著相互的連結。因為儘管隨著時間的經過，局面有所變遷，但狀況本身都是十六世紀「北虜南倭」的延續。

「北虜南倭」雖然各自發生在南北，但起因與本質卻是相同的。就算時間過去，依舊沒有改變。這個根源相同、與多元勢力競爭的對立在解除之後，連結的部分變得明顯，最終融合為一股勢力。那就是接著登場的清朝在政治上的功能，也是其歷史上的角色。

明清接替的示意圖

明朝的「朝貢一元體制」，根據的是中外、華夷這樣的二分法世界觀，把自己稱為「中華」，並將其他的「外夷」稱為非「中華」，甚至加以蔑視的秩序體制。這種方式隔離了內外，且不承認除了朝貢之外的對外關係，明朝幾乎沒有認可過「外夷」當中的不同。這超越了人們的思考意識，明朝的體制就是如此。

然而「外夷」實際的狀況，本來就非常的多樣化。比方說日本人與西方人，就完全不同，這是理所當然的事。但是明朝的制度與體制非常的固定與僵化，無法辨別並掌握其中的不同，像「倭寇」、「南倭」這樣概括性的說法就是典型的例子。而無法因應「外夷」的多樣性與多元化，就是東亞混亂的起源。到了十七世紀中期，明朝滅亡，東亞的主角由清朝來接替。

俯視這樣的狀況與趨勢，就如同表1所示。表1統整了十六世紀到十八世紀大致上的動向。

十六世紀「北虜」的後繼勢力有滿洲、蒙古、西藏、準噶爾，這在之後就形成了清朝本身與「藩部」。

日本當時正在進行所謂的「鎖國」，因此日本勢力後退後，接續「南倭」的中國海洋勢力有獨立的廈門、臺灣，這些都被清朝吸收，轉化成華人進入海上、且有與經過南海而來的各國貿易之關係，我們暫且說這是「互市」的關係。

明朝由於內亂最後自行滅亡，後繼勢力就遲遲無法形成。清朝平定了流寇，鎮壓了北京、華北，但江南、華南仍有明朝遺孽，直到十七世紀末期才終於排除其勢力。到了這時候，清朝才終於確立了明朝後繼者的地位。

位處周邊的諸國從十五世紀以來，就一直臣服於明朝的威勢下，締結了朝貢、冊封的關係。這樣的關係其後也由清朝繼承了下來，以當時的用語稱為「屬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