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孔德維 （費薩爾國王學術及伊斯蘭研究中心 研究員）
描繪人類社會整體政治經濟制度形成的著作就像建築「巨塔」一樣，若忽略區域的具體史實，可能會令「巨塔」的承重牆出現重大的倒塌危機。其中尤其不可偏廢的，是中國的經驗。《岩波新書．中國的歷史》正是帶著相近的問題意識，補足了上述的漏洞。
一、
日本光榮特庫摩公司在2011年3月10日發售了《真・三國無雙6》，作為該公司著名遊戲系列《真・三國無雙》的第6部本傳作品。這一部遊戲中，在三國之外，首次導入了「晉」作為玩家可以操縱的第四勢力，並以司馬氏一族最終吞併三國為主題。買入這款遊戲時，筆者20歲，撇除遊戲經驗以外，這個遊戲最令人震憾的，就是司馬昭（211－265）指控蜀漢時期的姜维（202－264）、諸葛瞻（227－263），指他們被漢朝正統與先人遺志束縛，因「專注到愚昧程度的執念」而「不斷重演行屍走肉之戰」。
在遊戲的結尾，司馬昭發表宣言：
活在三國鼎立時代的那些人，可以說是太過於理想的理想家。戰亂會這樣綿延不斷，就是因為他們被自己夢想所束縛，不過也夠了罷。該是從夢中醒過來，邁向新時代的時候了。
（正體中文版翻譯）
歷史遊戲沒有忠實呈現歷史事實的責任，但上述超現實的詮釋，卻對歷史研讀者不無啟廸。三國無雙遊戲的設定中，國家（State）與社會在組織形式上可以分離，大眾和精英（武人與士人）都有自主連結的方式，在國家本身混亂無力的時代，社會的不同成員亦不會成為孤立無援，因為禮樂不興而手足無措。正如今天的世界一樣，歷史中的世界也有不同的層次，從國家、社會、個人的不同角度閱讀，所能得到的觀感是遠近高低各不同。如何針對經濟社會狀況衍生的「問題」，提出貫穿不同層次的「答案」，可以說是理解政治的基本框架。
將政治組織、社會組織、個人行為、經濟形式、生產技術、倫理、價值與世界觀綜合論述，立體地分析人類社會的論著，在2010年代廣受跨學科的研究者與不同背景的讀者歡迎。
在《真・三國無双6》出售的2011年，福山（Francis Yoshihiro Fukuyama）出版《政治秩序的起源：從史前到法國大革命》，又在3年後出版續作《政治秩序與政治衰敗：從工業革命到民主全球化》，均成為了近年廣為徵引的鉅著。福山氏在作品中提出以「法治」（rule of law）、「民主問責」（democratic accountability）與「國家治理能力」（state capacity）三種政治形式判斷政權與社會的穩定性。福山氏結合自然科學、社會科學與歷史學，推演不同社會如何衍生出各自的政治形式。[1]
同樣地，在2012年 Kamer Daron Acemoğlu 與 James A. Robinson 出版的《國家為何會失敗？ 權力、富裕與貧困的根源》與2019年出版的《自由的窄廊：國家與社會如何決定自由的命運》也認為，經濟形式與政治制度之間會互相影響：社會與個人的生產、消費與交易會影響政治組織，而國家機器也會影響社會的生態。[2]
在這樣的困難當中，關心國家與社會互動的學界和讀者急切需要具有相近問題意識的區域史專家，去補足過去十年啟廸了不同界別學者的宏大敘事。
二、
以人類社會整體歷史為論述對象的研究自然氣勢磅礴，這種綜合型的視野，對學者能夠處境化地理解具體歷史場境，更深具裨益。然而，這一類以政治經濟學為主體的作品，作者卻往往對區域（比如東亞）的具體史實無法細緻釐清，令理論不乏缺陷。
以福山氏的《政治秩序的起源：從史前到法國大革命》為例，他在討論法治與憲政的環節，指出「壞皇帝」無從受控的案例：缺乏宗教力量令中國沒有生成憲政與法治的傳統，故國家依「成王敗寇」的原則判定「天命」所屬，構成了鮮受挑戰的「一元」政治體系，彰顯了自18世紀以來歐美學者的「東方專政」論斷不無道理。[3] 但福山氏顯然未有考慮，即使在帝制中國，皇權與政府的力量往往受多種真實的約束，成文的憲法亦不是唯一一種有意義的分權形式；而在中國出現的宗教，包括制度化（institutionalised）的儒教、道教、佛教、伊斯蘭教與基督宗教或是較為自由表述的不同民間祭祀形式，均曾挑戰主政的政權。
Kamer Daron Acemoğlu與James A. Robinson的《自由的窄廊：國家與社會如何決定自由的命運》則在討論「中國」如何成為專制國家時，未有處理幅員廣大的「中國」內部具有的重大分歧。例如，他們在敘述秦國（公元前770年—公元前207年）專制政治的形成過程中，主要依賴《商君書》的論述與 Enno Giele 的研究成果，當中未能充份反映政治思想（political thought）、政策制定（policy making）與政策實施（policy implementation）當中的重大差異。而當他們走筆至漢帝國時，更高估了秦漢之間的差異，錯指漢高祖已服膺儒教的寛容制度，仿佛忽然開展了一個新的時代。《自由的窄廊》也忽略了以河南為中心的中原國家制度的建構是一個漫長的過程，實非由商鞅到秦末的短短一百多年足以形成。[4]
描繪人類社會整體政治經濟制度形成的著作就像建築「巨塔」一樣，在「巨塔」建成後，挑出微細的錯處而否定建築師和工人的努力，當然是無聊的行為。但筆者指出上述案例，實因東亞與中國的史實分析對於人類社會整體政治經濟制度的思考非常重要。如果學者希望从理論角度思考政治組織、社會組織、經濟形式互為影響的關係，我們很難如18世紀的歐洲學者一樣，忽略中國的經驗。這不是微細的錯處，一些時候，這樣會令「巨塔」的承重牆出現重大的倒塌危機，如福山氏認為在歐洲是政教之爭促成了憲政，但卻因為忽略了中國存在不同具政治影響力的宗教，而將之說成中國沒有形成法治政體的主因之一，這就令福山氏的整個法治起源論述令人質疑。在這樣的困難當中，關心國家與社會互動的學界和讀者急切需要具有相近問題意識的區域史專家，去補足過去十年啟廸了不同界別學者的宏大敘事。
渡邊氏筆下的「古典國制」包含了宗教、倫理、政治、財政、土地及國際關係的關懷，可說是自公元前4世紀以來，「中原」精英針對不斷擴大與複雜化的「中華」（問題）所倡議的政治組織方法（答案）核心。
三、
岡本隆司等學者自 2016 年起以 4 年時間寫成的《岩波新書．中國的歷史》，可說正是補足了上述的漏洞。
有別於過往15卷17冊的劍橋中國史（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1978年持續出版至今，未完）、哈佛大學出版社6卷本的 History of Imperial China（2009-2013）、講談社10卷本的《中国の歴史》（舊版出刊於1974－1975；新版出刊於2004－2005），5卷本的《岩波新書．中國的歷史》並沒有採取編年的寫作方式。五位作者帶有非常具體的問題意識分工合作，以「中國如何成為中國？」及「何謂中國？」作為主要思考問題，立體地將多元競爭與合作的不同版塊分別敘述。《岩波新書．中國的歷史》也取用了 Kamer Daron Acemoğlu 與 James A. Robinson 視社會經濟與政治制度為互相影響的分析框架，盡可能將學界（以日本為主）新近的研究成果綜合分析。
在《岩波新書．中國的歷史》中，人類的經濟活動形式與社會組織不斷因技術與生活習慣的改變而衍生出共存與秩序的問題，而社會內的精英或領袖，就不斷需要為問題提供答案或解決方案，構成了政治思想與組織。
當然，正如考試一樣，精英們想到的答案與他們能寫到答卷上的文字不一定相同，如果讀者與筆者一樣患有讀寫障礙，自然就明白這種政治思想與具體政策之間的落差。
典型的例子就是作者渡邊信一郎在卷1《中華的成立》中所介紹的王莽，他按《禮記》與《周禮》來改革「漢家故事」，完全就是「忽視現狀的改制」，故雖然他的各項制度為後世所承繼，但卻為當代人帶來災難性的混亂。
渡邊氏敘述「中原」的起點以公元前21世紀至公元前17世紀二里頭遺址為起點，他認為文明的開端源於農業技術的提升，但同時更值得留意的是，二里頭遺址已建立了氏族集團間「納貢－重新分配」的網絡，而網絡的中心則為「中原」的開端。隨著人口的增加，早期社會的管治者也開始設計出官僚制度，渡邊氏指出，公元前6世紀的晉縣已有下層的「縣師」帶動庶民百姓的組織化。當然，當時中原最為重要的體制改革如《自由的窄廊》所言，出現在商鞅的改革，但渡邊氏更合理地指出，商鞅所主張過往被簡化為集權的「變法」，其實更是「納貢－重新分配」網絡在人口和資源愈益充足後的系統化、規模化方法，至西漢中葉的「平準法」、「均輸法」，以至選士任官的「察舉制度」，也應該被理解為物資和地方精英的「納貢－重新分配」。渡邊氏稱這一套「納貢－重新分配」制度為「古典國制」，在1世紀前後（「王莽的世紀」）被添上了儒教的價值和制度。渡邊氏筆下的「古典國制」包含了宗教、倫理、政治、財政、土地及國際關係的關懷，可說是自公元前4世紀以來，「中原」精英針對不斷擴大與複雜化的「中華」（問題）所倡議的政治組織方法（答案）核心。
14世紀以強大軍事力量提出的答案在17世紀既不準確，亦無力填上。
四、
這樣的「答案」，自然不為所有在「中華」管治下的成員所認可。
舉例說，在卷1《中華的成立》中，渡邊氏也紀錄了與「王莽的世紀」同時存在的西王母信仰如何在庶民之間流行，他們的信仰世界與服膺儒教的精英就有重大差異。更難以與「古典國制」調和的分歧，出現在丸橋充拓所撰的卷2《江南的發展》，與古松崇志所撰的卷3《草原的稱霸》。丸橋氏的作品描繪了長江中下游地域的廣義「江南」如何長期與期望建立一元政制體系的「古典國制」保持距，如何自楚國建立以來與「中原」的一元政治秩序競爭；在華北政治體系，因種種原因脫離了政治秩序的農民成為流民後，又如何逃逸至「江南」；與「廟堂」相斥的「江湖」又如何與「江南」結合，成為歷代「中原」政府需要處理的問題。
在六朝以後，「江南」冠絕東亞（更或是世界）的生產力令當地的「人際關係原則」更具有了與「一君萬民體制」周旋的能力。一直至19世紀初，我們仍能看到「江南」的鹽商、絲商、行商、幫會與非建制宗教等等，足以令代表帝國意志的地方官員苦惱不已。
在華北平原以北，古松氏所描述的「草原」騎馬遊牧民族同樣不斷挑戰「古典國制」所希望構築的一元政治秩序。從歐亞東方史（Eastern Euraisa History）的角度來看，華北以北的「草原」地帶其實是內亞遊牧國家與「中原」交接的地區。古松氏在卷3探討了內亞遊牧國家與「中原」王朝因生活方式差異所發生的衝突與調和：雙方自公元前3世紀互有攻伐佔領，北方遊牧民族佔領「中原」時，就要思考如何處理農耕文明與「古典國制」官僚制度的種種特性；「中原」王朝的一元政治體系侵入遊牧民族的區域並盼以長期管治時，也同樣需要思考如何克服兩者的差異。北魏孝文帝的漢化政策、大元兀魯思體系、唐太宗的天可汗體系、大清帝國的「因俗而治」、當代江澤民的「西部大開發」、習近平的新疆「再教育營」，都是本系列作者所介紹的歐亞東方不同政權對上述「問題」所繳交的「答案」。
五、
必須予以肯定的是，這套《岩波新書．中國的歷史》筆者自開卷以後的一星期，手不釋卷仔細卒讀整套作品，除了因編輯給予的截稿壓力以外，亦因本書的五位作者清晰的問題意識令整套中國史的敘述非常緊湊。當閱至卷4《陸海的交會》時，筆者已對前三卷著作分別以「草原」、「中原」與「江南」三個空間引申出不同層次的國家與社會對立，以闡釋明初國家體制的安排深感佩服，這也解答了筆者過往對明初政治制度的不少疑難。如以「江南」與「中原」的矛盾解釋明太祖誅殺功臣與明成祖遷都計劃，均可說是啟廸良多。
檀上寬在卷4《陸海的交會》所介紹的大明國歷史，著重在明太祖在14世紀政治危機後，以「江南」的庶民反叛軍重建政治制度，並試圖延續「古典國制」的努力，與這個新體制又漸次因各種問題土崩瓦解的過程。檀上寬梳理出，以軍事體制構為基礎的「明初政體」試圖以「強硬的剛性體制」解決三種對立：「中華」與「夷狄」的抗爭、華北與「江南」的對立、包括草原在內的「大陸中國」與「江南」延伸出的「海洋中國」之間的相剋。無庸至疑，高壓軍事管制的高昂交易成本是任何政權所不能持久付出的，檀上氏亦由此論述，說明了大明國崩壞的歷程。也就是說，14世紀以強大軍事力量提出的答案在17世紀既不準確，亦無力填上。
雖然檀上氏亦有以「17世紀的危機」概括說明了氣候變化如何令大明國的政局遭遇更大的難題，但正如卜正民（Timothy James Brook）所說明，大明國在崇幀帝的治下滅亡，不單是因為「演員」的無能，也因為「舞台」的急劇變化。在1620年代開始、並斷續了20年的氣溫下降，造成了乾旱、蝗禍、饑荒、瘟疫，致使「南北往來，幾乎斷絕」。在這樣的高深考題面前，以17世紀的科學技術維繫一個龐然的一元政治體系，可能根本沒有人能提出「答案」。[5]
同樣地，檀上氏所描術的「海洋中國」之所以構成一個新的問題，很可能源於16世紀中葉以來由伊利比亞半島國家推動的全球化現象。[6] 然而，筆者認為曾撰寫《明代海禁＝朝貢システムと華夷秩序》的檀上氏不可能忽略這一已普及了近20年的重要論述。[7] 在卷4的留白，很可能是為了避免岡本隆司在卷5《中國的形成》中重複有關討論。
雖然中華人民共和國不能再被視為「中原」「古典國制」的「王朝」，但政權建立「一元政治體系」的期望，卻沒有隨「古典國制」消失。「一個中國」無疑是當代政權針對大清帝國「因俗而治」的失敗後所提出的新「答案」。
六、
岡本隆司所著卷5《中國的形成》，他筆下的大清帝國史可以分為兩個部分。
首先，大清帝國在歐亞大陸東部的「17世紀危機」後，以不同形式「統治」了朝鮮半島、華北、江南、蒙古高原、突厥斯坦東部、印度支那半島等一系列地區。這裏說的「統治」，並不等同於現代民族國家（nation-state）的統治，而是包含了傳統「古典國制」延伸出來的「朝貢體系」治下的朝鮮國、越南國、琉球國等「屬國」。包括大明國、蒙古諸國（部）與西藏在內的不同區域，大清帝國基本上採用了「因俗而治」的方針，在引用各地既有政治、社會組織與秩序的前提下，維持「旗人」的政治權威。這是數量與資源稀少的「旗人」在治理龐大帝國與內部諸般複雜「問題」時，給出的務實「答案」。
在卷5的較後部分，岡本氏介紹了自全球化逼近後，大清帝國的由「因俗而治」原則給出的各項「答案」無法回應不同的新問題而左支右絀的過程，包括較為顯眼的國際關係與全球貿易問題、北京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的關係等等。岡本氏對白銀的流動量與帝國經濟穩健度有深入的闡析。儘管在篇幅有限的通史，難以過份著墨於國際交易、貨幣與通脹問題；岡本氏也過份注目於國家所提出的「答案」，不得不略過社會（「幫眾關係」）對全球化貿易體系也給出了自己的答卷。[8] 但無論如何，岡本氏引用了島田虔次指「清末」所處的問題實際上是一個加上「全球化問題」的「明末」，這一判斷仍然具有重要的啟發性。
「草原」、「中原」與「江南」在大清帝國覆亡後，因自身的社會經濟狀況及在全球一體的國際舞台不得不面對大量新的「問題」，各自的精英也就不得不依賴自身的能力尋找「答案」。清末民初的情況，就如3世紀「古典國制」的「中原」王朝退至「江南」後，各地政權蜂起一樣。
七、
在1949年成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是20世紀歐亞大陸東部其中一個提供「答案」的考生。
岡本氏認為，中華人民共和國以「強大的政治與軍事上的動機與壓力」推動了「計劃經濟」與「階級鬥爭」，以應對二次世界大戰後的社會經濟困局，希望化解精英與庶民二元對立的問題（可以將之理解為卷3所提到「政治的北方」與「經濟的南方」的變種），但這種不符合「經濟合理性」的剛性體制，就如「明初體制」一樣，在個人風格強烈的初代統治者去世後無以為繼，故轉而偏向了「經濟的南方」，以「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再度回應慘淡的經濟困難。
今天中華人民共和國富裕但「上下乖雜」、貧富對立的狀況，就在這樣的條件下出現。
雖然中華人民共和國不能再被視為「中原」「古典國制」的「王朝」，但政權建立「一元政治體系」的期望，卻沒有隨「古典國制」消失。「一個中國」無疑是當代政權針對大清帝國「因俗而治」的失敗後所提出的新「答案」。
在本系列的最後，岡本氏引領讀者思考習近平的「中華民族復興」與「中國夢」所承載的歷史遺留困難時，作為親身經歷了一系列重大歷史時刻的香港歷史研究者，筆者自然有與歷史敘事融為一體的感覺，也不期然想起，少時遊戲裡討論的「理想」與「執念」問題。（完）
[1] 參Francis Fukuyama, The origins of political order : from prehuman times to the French Revolution (New York: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2011)；Francis Fukuyama, Political order and political decay: from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to the globalization of democracy (London: Profile Books, 2014)。
[2] 參Daron Acemoglu and James A. Robinson, Why nations fail: the origins of power, prosperity, and poverty (London: Profile, 2012)；Daron Acemoglu and James A. Robinson, The narrow corridor: states, societies, and the fate of liberty (New York: Penguin Press, 2019)。
[3] Francis Fukuyama, The Origins of Political Order: From Prehuman Times to the French Revolution (London: Profile Books Ltd., 2012), pp.290-317.
[4] Daron Acemoglu and James A. Robinson, The narrow corridor: states, societies, and the fate of liberty, Ch.7.
[5] 卜正民著；廖彥博譯：《掙扎的帝國：氣候、經濟、社會與探源南海的元明史》（臺北：麥田出版，2020），頁404-409。
[6] Peter Gordon and Juan José Morales, The Silver Way: China, Spanish America and the birth of globalisation, 1565-1815 (Sydney: Penguin Random House (Australia), 2017), pp.31-39.
[7] 參檀上 寛：《明代海禁＝朝貢システムと華夷秩序》，《東洋史研究叢刊》卷78（新装版卷16）（京都：京都大学学術出版会，2013）。
[8] 例如，岡本氏未有留意到18世紀的「江南」已有頗為成熟的會計制度、借貸體系、金融市場、集資方式以至地方政府裁決商業案件的能力（卷5，頁134-137）。相關研究可參邱澎生：《當法律遇上經濟：明清中國的商業法律》（臺北：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8）；邱澎生：《當經濟遇上法律 : 明清中國的市場演化》（新北：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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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人，1991年出生，香港中文大學宗教研究學士及哲學碩士，香港大學中國研究博士。現任費薩爾國王學術及伊斯蘭研究中心研究員，曾任訪問學人於中央研究院，並參與歐洲、海灣地區及東亞不同學術會議。現職沙特阿拉伯王國費薩爾國王學術與伊斯蘭研究中心研究員及香港中文大學伊斯蘭文化研究中心博士後研究員。主要研究領域為自17世紀以來東亞少數群體的研究，尤集中於小眾的宗教團體與政府及與主流社會的關係，主要包括中國的穆斯林及基督徒與香港的少數族裔社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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