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文節錄自《岩波新書・中國的歷史2:江南的發展》導言,標題為編者擬。
編按:作為《岩波新書・中國的歷史》系列第二部,本卷將視點放在了江南地域與周邊海域,跳脫一般的「中國史觀」框架,將中原與江南視為兩個密切相關的平行世界。什麼是南方的「船的世界」?北方「馬的世界」又是何等面貌?幾千年間,兩者間的摩擦與衝突、妥協與融合,呈現出中國「古典國制」向南方擴張的過程……本書作者丸橋充拓就從幾組平行世界的對比,為我們開啟觀察中國史的新視野。
「船的世界」與「馬的世界」
中國很大,一個國家卻擁有匹敵整個歐洲的國土。「南船北馬」的說法,充分地表達出這個廣大空間中多樣化的生活型態。
「南船北馬」所表達出來的,不單只是說明以長江流域為中心的「南方」多運用以船隻為手段的水運,以及以黃河流域為中心的「北方」多運用馬匹進行陸運的交通運輸型態而已;還包含了氣候(濕潤/乾燥)、生產(漁撈與水田農業/畜牧與旱田農業)、自然景觀(與自然融合/與自然對峙)、飲食(多食用魚貝類與蔬菜的清淡料理/多食用肉類與油脂的濃厚料理)等各式各樣、幾乎涵蓋了不同環境與生活型態的所有面向。
就實際的歷史發展來看,南北兩地也常分裂,各自誕生不同的政權。其中最為人所知的為五至六世紀的南北朝時代,與十二至十三世紀的金宋時代。最近,也有學者開始將包含金宋時代在內的十至十三世紀稱為「第二次南北朝時代」。
然而,所謂的「南北朝」這種說法,其實也有些弔詭。因為這是將中華帝國(從秦漢到清末於中國所形成的政治體制)視為一個「一」的政治體,當這個政治體分裂成「二分之一」或以上的非統一狀態時,所產生的說法。換言之,這種說法中,充滿著未來終究要走向統一王朝的濃烈「中華史觀」。
於是,這種概念就將「船的世界」與「馬的世界」限定在「中國」這個「狹隘」的空間之中(行文至此,便與開頭所說的「中國很大」,產生了概念上的對立)。
但是,所謂「船的世界」,實際上並非僅止於中國南半部,還能延長至周邊海域以及東南亞、印度洋等。同樣的,「馬的世界」也不僅止於中國的北半部,還一直延續至內亞至俄羅斯、東歐一帶。亦即,換個角度來看,中國其實可以說是位於「東南亞海洋世界的北部」與「內亞草原世界的東部」的交會之處吧。
日本人常常不知不覺就將中國當成「東亞世界的夥伴」(畢竟歷史教科書中都這樣子書寫),雖然這種說法本身並沒有錯,但其實攤開地圖,中國只有四分之一的國土位於東亞一帶而已。我自己在中國看電視新聞的時候,注意到中東相關的新聞特別多時,才意外發現到原來我本身也忽略了中國的這種「西進」企圖。
在理解中國於2010年代所喊出的「海洋戰略」與「一帶一路」的關鍵字時,就不能欠缺中國是「海洋世界的一部分」同時也是「草原世界的一部分」這樣的觀點。
本書為岩波新書《中國的歷史》書系的第二卷。
第一卷是以中國的黃河流域—這個自古被稱為「中原」的地區孕育出「古典國制」的過程為主軸。「古典國制」為中華帝國的骨骼,涵蓋了中華帝國的諸多制度。「古典國制」主要形成於西漢(前202—後8)末期至東漢(後25—220)初期,之後一直成為歷代王朝的典制模範。誕生於「中原」的「古典國制」,後續廣泛地滲透到迭興於南方「船的世界」與北方「馬的世界」的諸王朝中,在摩擦與衝突、妥協與融合的過程裡,交織出一篇篇的歷史篇章。
在這樣的歷史過程之中,本書的工作就是聚焦在發生於「船的世界」的歷史(參見卷頭「本書系的構成」圖表)。本書的下一卷,則是以「馬的世界」為主題。如第一卷所述,貫通本書系一貫的主題是「中國是如何成為中國的?」這個問題意識。
中國並非從一開始就是現今的「中國」所呈現出來的格局與組成,而是在「船的世界」與「馬的世界」的衝突與融合的過程之中,所慢慢形成的中國。這段複雜的過程逐漸演化,所誕生的第一個大統合的時代,發生於十三至十四世紀,蒙古帝國統一中國的時期。本書系的第二卷與第三卷,對於「大元的一統」的時代皆有進行論述。
本書系並非以王朝的更替為分卷的依據,也不採取按照時代的更迭整理歷史的「斷代史」的形式編輯。尤其是第二卷的本書,在時代上於前半部與第一卷相疊;後半部則與第三卷的時代相近,因此讀者一開始閱讀時可能會感到困惑。
本書系採用這種與過往習慣不同的方式編輯的原因在於,書系編著者一致認為,中原的「古典國制」擴散到周邊地區時,所產生的摩擦與融合,以至於誕生現在的中國這段過程,換句話說這段「中國生成的動態史」,比按照時代區分的敘述來得有趣之故,因此希望挑戰這種新的中國歷史書寫方式。
當然,這是一種新的嘗試,不成熟的部分也不少。盼各位讀者多方批評,若能拋磚引玉,形成論述,則屬萬幸。
人性本來就不會自甘於作為一條「電線」,只為了傳達天子的電力而感到滿足。像范仲淹這樣的文官,只是少數的「異類」;大部分的官吏都懷抱著物質欲與權勢欲,於公於私,皆汲汲營營於私利的鑽營。
「民的世界」與「官的世界」
「古典國制」的擴張,也與周邊產生摩擦。這樣的摩擦,並非只發生於具有文化差異的「船的世界」與「馬的世界」之間。由於「古典國制」不只往水平方向擴展,也往垂直方向滲透,因此發端於政權中樞的國制,必須要將其影響力滲透到居住於同一個空間之中的下層民眾與社會。故本書將「古典國制」影響所及的第二個層面定位為民眾與基層社會。
中國的人民,與日本相比,其非固定性與流動性很高。雖然所有的民眾原則上都必須要成為「編戶」,登錄戶籍,負擔稅務;但現實上「農、工、商」之類的職業身分並非世襲繼承,常常因為家庭的因素而遷徙,或者轉而從事其他各種各樣的行業。於是,也產生了脫離戶籍,化為「遊民」、「流民」的人們,他們在中國歷史上的存在其實十分關鍵。他們為了維生,是重新被「古典國制」所吸收?還是逃到所謂的「灰色地帶」求生?就成為一個十分有趣的論題。
同時,探討「古典國制」的垂直滲透的過程,在國家和民眾之間,就出現了第三個要素。那就是所謂的「官吏」或「士大夫」(本書將官吏或以成為官吏為目標的讀書人統稱為「士大夫」)。
無論東西方,在國家與民眾之間,都存在著連結雙方的「中間層」。在日本與西歐的社會,中間層大多由所謂的「領主」長期寡占。相對於此,中國的中間層就是「官吏」。領主與官吏之間最大的具體不同,在本書的後續章節會進行說明,在此先引用日本二十世紀最重要的史學者之一宮崎市定(一九〇一—一九九五年)的說法。中華帝國以官吏為中間層的國制,往往被認為是採用「獨裁君主體制」的「一君萬民」之「專制國家」,但宮崎對這樣的體制卻有如下的闡釋:
中國近世的獨裁君主體制理念,最重要的一點,就是必須排除君主與人民之間的特權階級。就獨裁君主的立場而言,支配人民者必須只能有一個國君。但是因為人民的數量很多,但君主只有一人,因此要統治人民就必須要借助官吏。然而,在君主眼中,官吏僅只是協助他遂行統治的人手,不得形成一個穩固的官僚特權化階層以介入君主與人民之間。天子與人民之間的距離雖然很遙遠,但這單純只是為了保持天子的尊嚴與體面,天子的意志仍然要不受任何阻礙地直接傳達到人民身上。因此,官吏必須是極富傳導力的電線導體,但卻絕對不允許成為自行發電、自行耗電的發電機。
(《雍正硃批諭旨解題》)
文末所提出的「官吏=電線」的比喻,可謂文壇巨擘宮崎在其所留下的許多知名比喻之中數一數二的傑作。若統治的主體(Subject)為君主,受體(Object)為人民,則官僚只能作為媒體(Medium)。對官吏的要求完全集中在傳導電流的功能性上,將官吏自己產生主體性視為禁忌。這與日本及西歐的「領主」,在自己領土內的地位宛如小君主,可以發揮施政主體性的性質,有著決定性的不同。
這種中國官吏理念的理想雛形,可舉眾所周知的北宋名臣范仲淹(989—1052年)的文章為例。宋代被視為文官政治的典型時代,范仲淹更是被視為文官政治名臣中的名臣,其傳世的詩文作品眾多,其中最廣為人知的,就是為湖南省岳陽樓所寫的散文〈岳陽樓記〉,其中一節如此說道:
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是進亦憂,退亦憂。然則何時而樂耶?其必曰:「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乎。
(在朝廷為官,就為百姓憂慮;不在朝廷為官而處在僻遠的江湖中,就為國君憂慮。如此一來,他們入朝為官也憂慮,退處江湖也憂慮。既然這樣,那麼他們什麼時候才快樂呢?他們一定會說:「在天下人憂愁之前先憂愁,在天下人快樂以後才快樂」吧?)
文中最後知名的兩句,也成為成語「先憂後樂」的典故。東京與岡山的後樂園,分屬水戶德川家與岡山池田家,都受到此名句的感召,以此為其私家花園命名。〈岳陽樓記〉這一節的後兩句確實知名,但此節的前兩句也十分重要。第一句的「廟堂」為中央政府官廳,第二句「江湖」則為民間社會。順帶一提,「江湖」這個詞在現在的日本也常被運用在成語之中。
前兩句所述,「在朝廷為官就為百姓憂慮;不在朝廷為官而處在僻遠的江湖中就為國君憂慮」的意涵,充分地表現出捨己為君、捨己為民的為官情操,將理想的官吏形象表露無遺。名臣范仲淹鮮明的文官形象,正是君民間理想「傳導體」的示範。
但身為官吏,亦為人子。人性本來就不會自甘於作為一條「電線」,只為了傳達天子的電力而感到滿足。像范仲淹這樣的文官,只是少數的「異類」;大部分的官吏都懷抱著物質欲與權勢欲,於公於私,皆汲汲營營於私利的鑽營。
本書對於介於君與民之間的官吏與士大夫,在其所具有兩面性或面臨的矛盾性方面,也有深入的探討。
(人民)表面上當然不會抵抗。他們一方面順從地接受這種「國家統治的原理原則」,另一方面則默默地發展橫向關係,追尋在關鍵的時刻可以協助自己的夥伴。
「國家統治的原理原則」與「人際關係的原理原則」
如「一君萬民」的意涵所示,由君主所制定成型的「古典國制」,要求的是所有的人民「只能」與皇帝之間締結君臣關係。皇帝與人民之間不允許有領主階層的介入。換言之,除了皇帝與人民之間的君臣關係之外,不允許領主與人民之間產生任何形式的君臣關係。不僅如此,一君萬民的原理原則,也不允許官吏階層之間有任何橫向的連結關係。
國家由上而下的垂直統治,一元的君臣關係,直接滲透到社會的末端,所有橫向的連結都被截斷—這就是中華帝國的「國家統治的原理原則」。
那麼人民的反應呢?表面上當然不會抵抗。他們一方面順從地接受這種「國家統治的原理原則」,另一方面則默默地發展橫向關係,追尋在關鍵的時刻可以協助自己的夥伴。
在編戶的社會制度之下,鄉里間的有力人士往往還會另行組織名為「鄉黨」的團體。這些團體基於各種目的,募集有心人士加入。至於脫離編戶的游俠或流民,也會各自組成以集團首領為中心的各式團體。這樣的現象不只發生在民眾階層,原本應該成為「國家統治的原理原則」表率的官吏與士大夫,也各自結合成為所謂的「朋黨」,為了政治利益與生存競爭展開激烈的政治鬥爭。
這種廣泛見於各個階層之間的互惠關係,在「朋友的朋友也是朋友」的概念下,牽起一連串的人際關係。或者成為某個有力人士的手下,形成一種「保護與服務」的關係(一般而言,如保護/被保護,或是主人/食客之間的關係)。這種脫離於國制之外,個人之間的各種關係,從古代至近現代一直都存在。
在本書之中,擬將這種跨越時代廣泛存在的「人際關係的原理原則」稱為「幫眾關係」,並於本書的論述之中加以提出。
「幫」以動詞觀之,可解釋為「幫助」或「幫忙」(中文的「幫助」並沒有日語中加劇「惡事」的意義,屬於中性的用語)。「幫」作為名詞使用,則指個人之間所結成的各式團體,有以地域為號召結合的商人組織(如寧波幫);也有以特定的目的而誕生的祕密結社(如青幫、紅幫等)。至明清時期,「幫」的說法已被廣泛使用,在現代中文之中也頻繁出現。
中國社會的發展,若在前述「國家統治的原理原則=一君萬民體制」與「人際關係的原理原則=幫眾關係」的結構﹝圖1﹞下進行分析,有關中國的整體輪廓就較為清晰可見。第一章開始的論述,讀者若能在這樣的框架下閱讀,應能有所收穫。
如前所述,本書將以「古典國制」向「船的世界」波及的過程為主軸;以「民的世界」與「官的世界」的生態為副軸,展開歷史發展的論述。
論述的主軸與副軸,在過去往往被分開闡述,但就歷史發展的現實上來看,兩者之間相互重疊影響的部分其實很多。舉一個比較簡單明瞭的例子,從「民亂的主要發生地」,就能清楚的說明﹝圖2﹞。
從圖中的分布可以清楚見到,大多數的民亂,都是發生在東方與南方。由於制定出「古典國制」,貫徹一君萬民的國家機構,大多是發祥於西方或北方的勢力。而東方或南方的地域,自然成為被一君萬民的壓力所壓制的一方,當這樣的負擔到了臨界點,反亂自然就爆發出來。
另一方面,以東方或南方為據點的勢力最終統一中國的例子,則十分稀少。其中少數的例子,如項羽的楚(徐州)與孫文、蔣介石的中華民國(南京)等,都屬於短命政權。明(南京)至第三代永樂帝時,就遷都至北京。較為長命的東漢,其政權發祥的南陽郡(河南省南部與湖北省北部),其實更接近中原文化圈的範圍,並非完全的南方政權。
從﹝圖2﹞可以觀察到的另一個現象,就是民亂大多發生於大運河或長江流域等水運動脈地域,亦即大多發生於所謂的「船的世界」。在這些經濟流通的要地,往往聚集了大量離鄉背井、無依無靠的打工人。換言之,這些「與一君萬民體制互不相容」的民眾,大多流向東方與南方。
此外,「船的世界」與「古典國制」之間在地理上的關係,隨著時代的遞嬗,有時可能是東—西軸的方向,有時可能又成為南—北軸的方向,並不固定。第一章起,行文之中可能會提及當時的軸線,但無論是東—西軸還是南—北軸,在性質上並無差異,故讀者在閱讀時,可以不用過於拘泥。
本書所論述的「船的世界」與「民的世界」、「官的世界」中,應該也與《水滸傳》中受到命運擺弄的人物般,同樣充滿了各種抵抗與奮鬥的故事吧。
致年輕的學子們
本書在一開始設定書系定位時,就決定了「適合大學一年級學生閱讀」的企畫方向。我個人也在地方上的大學任教達二十年,對於學生的變化有許多感想。在讀書傾向上的變化,我大致上有如下的觀察。
在學生之間,一直以來《三國志》都十分受到歡迎。「同志團結邁向目標」的故事主旨,容易讓年輕人與個人的成長過程相結合;進入社會以後,再次閱讀,還能投射出自身對組織興亡的共鳴。
比起前者,喜歡《水滸傳》的學生似乎就比較少一些。各篇故事類似性、重複性較高,整體故事不像《三國志》般,有一個比較明確的主題性,加上登場人物反覆呈現出來的江湖味與野性感,跟現代日本人的喜好也有一段差距。
《三國志》比較適合傾向認同「體制內的理念」的讀者閱讀(尤其是到中場為止),因此可以說與本書所提出的「國家統治的原理原則」的理論脈絡相符。或許多少也反映出讀者在邁入低成長時代,容易對未來感到茫然的日本,渴望遇到一個具有視野、願意獻身(或者說是皈依?)理念與理想之領導者的心境。
但是,《水滸傳》中登場的,卻是對於「體制內的理念」產生困惑、煩惱等各種反應,甚至成為逃離者或反叛者的各種故事。將這些失去依靠的失根者連結出一連串熱血篇章的核心,就是本書所提出的「人際關係的原理原則」。且由於其中人物的行動往往過於破天荒或無跡可尋,才會勾勒出許多「無法預測」的故事。
這些失根者聚集的根據地——「梁山泊」,恰好位於中國的東方,「船的世界」的中心(參見﹝圖2﹞)。本書所論述的「船的世界」與「民的世界」、「官的世界」中,應該也與《水滸傳》中受到命運擺弄的人物般,同樣充滿了各種抵抗與奮鬥的故事吧。
懷抱煩惱與困惑,在糾結中長大,不時躲在角落感到害怕的當今學生們,對於本書這樣的內容,不知會不會感到有趣或產生共鳴呢?
無論如何,提出空泛的目標,仍不如有實質的貢獻。在完成本書的過程,我不時想到任職學校的學生們的臉龐,衷心希望本書能為他們帶來一些啟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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渡邊信一郎:在厭中時代,以日本視角重探中國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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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9年生。專研中國隋唐史。現任島根大學學術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系教授。 代表著作: 《唐代北辺財政の研究》(岩波書店)、《唐代軍事財政与礼制》(張樺譯,西北大學出版社)、《中国の歴史 上(古代-中世)》(共同撰寫,昭和堂)、《中国経済史》(共同撰寫,名古屋大學出版會)、《多民族社会の軍事統治――出土史料が語る中国古代》(共同撰寫,京都大學學術出版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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