渡邊信一郎：在厭中時代，以日本視角重探中國史

日本人的中國意識

將視線轉回日本，中國史現在是很不受日本學生青睞的科目。以中國史為核心的東洋史，主修學生人數在1980年代反映了中日友好的風潮，一度凌駕西洋史。然而1989年天安門事件後，九〇年代後半左右開始，主修東洋史的學生漸漸減少，相較於主修日本史或西洋史的學生，人數顯得格外稀少。

將來的日本會是什麼樣貌，只要看看現在青年身處的狀況即可窺知一二。學生、青年對中國史的冷淡宛如一面可怕的鏡子，映照出當他們成為社會中堅的二十、三十年後，中國史研究之衰頹式微。第一個問題是，中國史學者、教師並未提供一個在當代世界中能喚起青年興趣、共同討論的中國史形象。

現在的中國史研究多半運用古典漢語所記載的石刻史料，或簡牘史料等新發現的出土文字資料，必須仰賴優異解讀技術來進行縝密的研究。確實有許多研究得以發掘文獻中看不見的新事實，顛覆過去的認知。這是象徵研究進展的過程之一，樂見其成。然而縝密的研究往往會趨向個別分散化，回歸到梁啟超所排除的王朝斷代史趨勢。無法否認，這跟何謂「中國」這種從大局著眼的討論可說是大相逕庭。

中國史不受青睞的責任，不光在學者和教師身上。之所以冷眼看待，也跟日本人漸漸對中國失去信心有關。根據2018年「第十四次日中共同輿論調查」（言論NPO，中國國際出版集團）的結果，日本人對中國的印象回答「不好」的比率有86.3％（前一年為88.3％），超過八成。1980年代，對中國感到親近的人超過七成，可見得在這段期間內日本人對中國大幅改觀。這些變化的背景，是訴諸情緒、煽動對中國批判的厭中言論、厭中書籍橫行市面。

不過在這份調查中也顯示，認為中日關係「重要」的國民，在日中兩國皆有大約七成（日本71.4％，中國74.0％）。至於覺得「重要」的原因，半數日本人皆選擇了「因為亞洲和平和發展需要日中兩國共同合作」。日本人一方面認知到中日關係的重要，同時對中國又抱持著不好的印象。對於有著不佳印象的中國、中國史，包括青年在內的日本人當然不會有想認識的欲望。可是覺得中國重要的認知，依然帶來了些許希望。

要解決日本人對中國、中國史的知識匱乏狀況並非易事。要確實掌握不斷搖擺的「中國」、「中國史」形象，對筆者而言也是極為困難的課題。我們所能做的，就是與容易陷入情緒化討論的厭中言論劃清界線，重新提供足以綜覽全局、進行討論與認知的素材。我們企圖將始於梁啟超的「中國史」視為全新的敘述素材，以提供一種對「中國」、「中國史」獲得共識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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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卷（編按：【岩波新書．中國的歷史】第一冊——渡邊信一郎：《中華的成立》）的敘述範圍從先史時代到八世紀半的唐代中期，約略三千年。從四千年前華北農耕社會的形成開始，講述到以長安、洛陽為核心地區的隋唐帝國之興起與衰亡之兆。論述主題在於試圖從歷史上探討中國如何成為中國，還有傳統中國的原型及其特性。

本卷行文將依循兩項方針進行梳理。

第一項方針是從時間和空間的變化中，掌握中國的樣貌。不僅中國史，假若進行形式上的分類，人類社會的歷史可以分為幾種變化層次。首先，有類似政治史般以十年、五十年為單位改變的層次。以中國史來說，例如項羽和劉邦激戰的楚漢相爭，曹操、關羽、諸葛亮等英雄活躍的《三國志》。形形色色的人物輪番登場，是很適合小說或電影刻畫的層次。

另外，還有必須以五百年、千年為單位觀察其變化的衣食住行等生產層次，換言之也就是社會生活圈的層次。中國人像現在今天這樣坐在椅子上生活，將麵粉揉成麵團製作成多種食材，最快也是八、九世紀之後的事。在這之前的生活，比方說西元前的戰國時代，是端坐於鋪在地面的蓆上，以小米或黍米為主食。這是無法以千年為單位來觀察的長期變化。椅子和麵食之所以普及，是因為整體生活圈出現了巨大的變化。

在政治過程和生活圈中間，還有以百年為單位改變的政治和社會組織、制度這個層次。中國自戰國時代以來官僚制發達，支撐著王權和皇帝政治。因為如此，留下相對較多關於制度、組織的史料。所以中國史的敘述很容易偏向制度史的敘述。如果不探討推動制度的人，或者制度背後世界觀的變化，那麼這樣的歷史敘述也會淪為靜態平板且枯燥乏味。

歷史即是透過這三種層次的相互作用而產生變化。本卷將以其中的基礎，也就是社會生活圈和政治、社會組織為論述核心。因此不得不冷待那些在政治生涯中曾風光活躍一時的英雄們。不過要觀察三千年歷史及其變化，這確實是有效的方法。英雄們大展身手的政治史層次，是在此基礎上開展的變化之總結算場域。我們希望能平靜客觀地記述。

第二項方針，我們將重新探討教科書或概論書等會出現的常見用語，盡量運用史料中出現的詞彙來重新定義。同時也希望能關注過去被忽視或者輕視的詞彙以及事件，來描述王朝斷代史所無法書寫的五百年單位、千年單位歷史。

本卷範圍中不會使用例如概論書的老面孔春秋戰國時代的「都市國家」，魏晉南北朝的「豪族」、「貴族」等說法。都市國家是近代中國史研究草創期時，仿效西洋古典古代的雅典和羅馬歷史而使用的詞彙。中國確實存在有城郭的聚落。但是兩者的生活圈和社會結構完全不同。近年來中國考古學的成果，促使我們重新思考中國古代的都市國家論。

史料中也曾出現貴族、豪族等描述。過去有個學生曾經找我討論，想以南朝豪族論為畢業論文的主題。於是我要他先去蒐集曾經出現「豪族」這個詞彙的史料。不久後，那名學生放棄以豪族為畢業論文題目，因為他發現根本沒有史料可用。貴族也一樣。

世界史教科書中有許多詞彙都需要重新定義。這類例子不勝枚舉，我在這裡僅舉一例。關於唐代統治農民的機制，每一本教科書都提到是「均田制、租庸調制、府兵制」。均田制首次出現在班固所著的《漢書》中。但是經唐人之手的史料裡，反而找不到代表給田制度的「均田」二字。而唐代兵制不只有府兵制，只要看過唐人編纂的《大唐六典》即可一目瞭然。均田制、租庸調制、府兵制等記述，是北宋司馬光和歐陽修所使用的記述方式。北宋有鑑於唐末五代的藩鎮跋扈，再加上苦於與遼和西夏的戰事，部分中國的領域漸漸由「夷狄」入侵建國。上述兩位固然是編纂了精彩史書的史家，但畢竟是生於該時代的人，看待唐代制度時，難免有些偏見。我們必須從唐人留下的記載中，找出更正確的制度樣貌。

在敘述中不斷重新定義、夾雜嶄新發現，便自然可以發現本卷記述與過往中國史概論或教科書的不同之處。簡單地說，本卷的目標是改寫古代中國的通史。至於成敗與否，就留待讀者論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