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康宜：文學偵探余英時

（本文為孫康宜教授在9月4日余英時紀念論壇上的發言稿）

大家好，我今天要談的題目是「詩言志：余英時的思想和他的詩歌」。首先要說明的是，我曾經和余先生同事5年，從1982年到1987年。1982年，我從普林斯頓大學到耶魯大學教書，一直受到余英時夫婦的照顧。1987年，余先生轉到普林斯頓去教書，他和Monica（余英時夫人陳淑平）離開耶魯以後，我們從來沒有失去聯絡。所以我今天是以同事、朋友和讀者的身份來說幾句話。

通常學者在討論余先生思想的時候，不會想到他所作的詩歌，或對此一帶而過，或以為他的思想只在學術作品裡頭。但我認為他寫的詩歌數量是很多的，而且是他思想中很重要的一部分。他的詩歌充分見證了中國文人自古以來所遵循的「詩言志」傳統，就是說：一個人寫詩，是為了表達個人的意志、內心的情感，而且是最重要的意志、最重要的情感。《文心雕龍》裡頭「文心」的意思，就是寫文或寫詩都是用心來寫的，「心」是一個重點。由於時間的關係，我集中精力和大家分享余先生多年來給朋友們的一些詩歌。

這些詩歌絕不是像有些人寫的應酬詩，我認為余先生給朋友寫的詩，特別發揮「詩言志」的思想，因為朋友對他而言是很重要的。他曾經寫了一本《會友集》，就收集了為朋友們寫的序。古代詩人都是很注重友誼的，因此《文心雕龍》特別有一篇叫作〈知音篇〉，而〈知音篇〉對英時的影響也是很大的。

英時是一位思想家、歷史學家，更是一位傑出的詩人。最近我的朋友在一篇文章裡說，余先生的詩歌實際上隱含著一顆炙熱的詩心。我覺得「詩心」這個字很好，「詩心」也就是「文心」的意思。到現在為止，已經有很多學者談到余先生怎樣解讀別人的詩歌——他最會解讀別人的詩歌。我記得在2012年，余先生為汪精衛《雙照樓詩詞藁》寫了一篇很長的序，我看了以後非常佩服，尤其因為他能夠意識到汪精衛本質上是一位詩人。在此引用他的說法：「在我的認識中，汪精衛本質上應該是一位詩人，但不幸這個詩人一開始就走到烈士道路；他個人悲劇已注定，現在我要把他搬回詩的世界。」這就是余英時的重點。

余先生寫了一系列解讀陳寅恪晚年作品。我個人特別佩服英時，在28歲當研究生的時候，他解讀陳寅恪的《論再生緣》，認為陳寅恪雙目失明後把自己比成才女陳端生的薄命，那一點實在是太高明了。所以我們可以說：余先生不但是傑出的詩人，他也是最善於解讀詩歌的人，是一位很高明的讀者。我經常和他開玩笑，說他真是最好的文學偵探，他總是一笑置之。余先生之所以這麼會解讀詩歌，善於解讀詩歌裡的暗碼（secret code），是因為他很敏感地捕捉到陳寅恪或汪精衛等人的詩心，或者是他們的文心。

《文心雕龍》的〈知音篇〉裡說得很清楚：「夫綴文者情動而辭發，觀文者披文以入情」。意思就是說，高明的讀者如果能夠通過詩的文字，來瞭解作者所表達的感情，就好像順著河流來追溯源頭，那就是心。這樣的讀詩方法，跟目前的西方文學批評是相反的。從現代西方文學批評的眼光看來，這是不可能的，因為作者的本意是沒有辦法捕捉的——自從解構主義流行以來，作者已經「死亡」，而且作者沒有辦法掌握語言所有的含義。但是中國人不是這樣子想的，中國人認為知音最重要的一個意念，是可以使讀者回到作者的本意。這就是余英時代表的文人傳統。

當然不是所有的西方的學者都認為作者死亡了。比方說有一位我很尊敬的學者——芝加哥大學的Leo Strauss教授，就在著作Persecution And The Art Of Writing裡就說：作者經常在字句之間隱隱約約地寫詩，但讀者可以在這種隱隱約約的字句裡頭推敲推敲，讀出作者的本意。這樣的思想其實和英時的看法很像。我和英時在耶魯大學共事的時候，經常討論到作者和讀者之間的關係；那時候我正在寫《抒情與描寫：六朝詩歌概論》，英時對我關於陶潛的那一章影響很大。那時候余英時正好發表了他的對於中國思想很重要的一個觀念：「四個突破」（four breakthrough），其中第二個突破就是漢魏時代，即陶潛時代的前不久；「四個突破」當時也影響了我的老師——高友工教授的抒情論。

今天主要是要談余先生本人寫的詩歌。首先，這首詩很重要，我認為余英時在這首詩中言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