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置：2022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安妮．艾諾奠定文壇地位最重要的代表作，收錄榮獲法國三大文學獎「荷諾多獎」的《位置》＋凝視女性生命的《一個女人》 (電子書)

導讀

階級的叛逃與自我的書寫——安妮·艾諾的敘事策略
作家　朱嘉漢

　　將個人存在過的世界梳理，總是一件太遲的事。吊詭在於，如果沒有後見之明的眼光，也無法將事物安頓。安頓不僅是空間的歸位，也是時間的。必須以遲來者的姿態，接收來自於過去投向未來的眼光，才能明白當年眼底所見到的可能風景。這樣的程序，我喜歡以一個平凡的詞彙命名：認識。

　　認識永遠是重新認識，是真正的認識。總在事過境遷後，而時間無論好壞皆繼續向前延展時，認識的意識誕生。這意味著，讓自己成為一個中繼點，暫時地脫離時光的鏈鎖，過去既不扯著你，未來尚未拉著你的狀態。你成為一個理想的實存，一個純粹的意識，一個理想的敘事者。敘事者「我」的展示，不是只是記憶與情感的內容，還有形式，說話者的聲音、語調、袒露與隱藏，或曰其風格，成為這類的敘事真正重要的內容。

　　自我的敘事，或說能夠自我虛構化，走入另一真實幽徑的時刻，往往與死亡有關。本書收錄的安妮·艾諾的《位置》與《一個女人》，敘事的開頭，是父親與母親的死亡。

　　透過死亡，敘事者才能書寫他們的生命史。對於理解艾諾的文學而言，是最好的起點，因為這正是她確立自己文學策略的發動點。這個回溯的過程，並非只是對於父母親與父母所生的世代的回顧，事實上這是一種敘事聲音的系譜學式的追尋。換句話說，透過書寫父母，探勘自身最初的書寫意識從何而來，關於自身的教養與匱乏，是如何讓自身的書寫成為可能。

　　是以，儘管是自傳性書寫，我們仍然要注意其虛構性。虛構與否的機制不在於事實的真偽，而是在記憶方式中的猶疑，時序的錯位，理解的曖昧。因為「我」並非在現實世界裡說話，而是在書寫中才能言說。不是將所能說的事寫下來，而是書寫沉默，並在書寫所不能及之處，留白之處，讓言語留在應當沉默之處。

　　我們可以當艾諾的所有的作品，都由一個角色，那個以「我」說話的敘事者貫串。如同她自身心儀的普魯斯特（她在多處表達過對普魯斯特的了解與喜愛）。若普魯斯特有感於時間，艾諾則是敏感於空間。當然，這空間不只是地理的空間，而是她以一連串的作品所勾勒出的「社會空間」。關於這點，若有興趣，可參考引響艾諾甚巨的法國社會學家布赫迪厄（P. Bourdieu）作品。

　　在本書裡收錄的兩個作品，我們得以見證從外省到巴黎的橫向地理移動，以及縱向的由底層到知識中產階級的縱向移動。艾諾在回憶中展現的，不是隨意躍出的回憶與私人的感悟，而是一種可以指認的軌跡，以及角度與感受方式，描繪起社會空間當中的個體存在狀態。「我」不再是盧梭式的，對世界呈現出內在是一個充盈的、獨特性的靈魂。艾諾將自身出讓給空缺，讓「我」曾所在的位置說話，我即是我的軌跡，形塑我的一切。

　　位置決定風景，位置決定話語。決定了我喜歡或討厭什麼，想追求與擺脫什麼，甚至包括我怎麼去說，怎麼去思考的方式。

　　艾諾能寫，是因為她是「階級逃兵」（transfuge de classe），一個雜貨店的女兒（父親還得兼工養家），最後成為一位文學教授與作家。脫離原生階級之人，乍看享有兩種視野與經驗，實際上更多的時候，不是兩者兼備，而是處在一種兩者皆不是的狀態。無法完全融入新的階級，總覺得格格不入，但其思維模式又已回不去原生階級。

　　這樣的艱難，艾諾在她面對父母的回憶呈現了出來。艾諾的藝術之所以可貴，在於她理解文字的能與不能。

　　在《位置》中，她說父親的故事「是不可能用小說來呈現的」，更不可能在形式上採取感動讀者的策略，因為「回憶裡，詩意闕如，也沒有歡喜快樂，沒有讓人會心的一抹微笑」。唯有如同寫信給父母的平鋪直敘，才能不僭越他人之生命，即便那是自己的至親。

　　《一個女人》亦是，她說：「對我來說，我媽媽沒有故事可講。」她意識到，只要是以文字重現，那麼這實踐在一定程度上就必然文學（比起用照片、回憶去重現）。但她要抗拒的，是過於美化的文學，讓敘事維持在「文學未滿」的情況。

　　艾諾的書寫，足以作為我們思考文學的參照，而這本《位置》或許是最適合的起點。

　　最後，如果我們問，若一個人無論如何都不可能真正擺脫階級的影響，即便爬到了上層，依然會面臨種種的宰制與限制。那麼，書寫者的自由是否可能？艾諾也許會說，答案一開始就給了：自由便在這書寫實踐的反思中，努力扭身自省，我們可以有個回身的距離，那是我們可以暢快呼吸的時候。

譯序

記憶．背叛．悔罪——安妮．艾諾的家庭寫真
譯者　邱瑞鑾

　　「當我們違逆背叛之時，寫作是最後的倚靠。」在《位置》一書，作者安妮‧艾諾引用了尚‧惹內的這一句話作為題跋，直接點出了她在這本回憶之作中所懷的悔罪心情。

　　著有《竊賊日記》的尚‧惹內，是法國二十世紀頗受爭議的作家，私生子、同性戀、竊賊、妓男，一生叛逆，不見容於社會，但他的創作卻坦然呈露他內心的幽微、蕪穢，以文字重塑了另一幅世界景象，是告白文學中觸及疏離、叛逆、敗德最衝擊人心的篇章。拿艾諾來和惹內這位作家來做對比，有非常強烈的反差效果，兩人不管在出身背景、寫作主題、文字表現上，都有極端不同的取向，惹內是被遺棄的孤兒、艾諾父母親全心奉獻給家庭，惹內與神人共創的塵世抗頡、艾諾安然在她的人間小世界過日子，惹內文字華美、艾諾簡樸，但就共通點來說，他們兩人都以寫作為唯一救贖之道，壯膽潛入自己內心裡，挖掘「違逆」、「背叛」的那一部分禁忌的真實面相，挑動最敏感的神經。

　　艾諾所背叛的是她自己出身平凡的家庭，是她父母親所屬的社會階層、所依循的價值觀。在父母親的支持下，受高等教育的她，閱讀普魯斯特、聽古典音樂，而她一生自覺卑微、粗俗的父母親，讀書不多、說不好法文、拔瓶塞會把酒瓶夾在兩腿之間；文化、教養、品味成了兩代之間的鴻溝，用親情也難以填補彼此在心靈的距離。儘管她熱中「提昇自己」的媽媽，願意上博物館、閱讀雨果、狄更斯，和她爸爸堅持只使用「屬於他的語言、不到不屬於他的地方去」態度不同，但文化、階級的距離同樣橫亙在父女、母女之間。這樣成長的背景，使艾諾與她父母親一直有衝突、扞格、隔閡，而她在認同另一個上流階級的價值的同時，自己心裡不免暗暗給自己蓋上「背叛」的戳記，析離了她自己的根源，其中有傷痛、斷裂，也有無奈、絕望。

　　從某方面來說，這作品可以說是艾諾的悔罪之作，但表現的形式卻和盧梭一路的「懺悔錄」大相逕庭，傳承盧梭浪漫主義的告白式作品，均以細膩剖析自己內心世界的陰暗、曲折為重，自我是被檢視的重心，「我」是主詞，也是動詞、受詞。而艾諾的「我」在書中雖然存在，但比較像是一個沒有個人價值判斷、不涉入太多私人感情的旁觀者，不動聲色的記錄她周遭的人事物，只以極度寫實的筆法，描繪她父母親的人生片段、記錄他們的隻言片語、笑聲、步態。而在這樣單純的記錄中，可以見到她對她年少時期所亟望擺脫的、父母親所處的那個社會階層，隱含了敬意與不捨的牽絆。她以純粹客觀的記敘，為她平凡的父母親塑造了一種生命典型。

　　浪漫主義的懺情之作，追悼的是自我燃燒的墮落青春，而艾諾所承襲的寫實主義，則試圖細細捕捉我們很容易不經意漏失的現實，從這看似平凡無奇的現實瑣事中，洞察在這一切的背後有人性與時代、與命運拉鋸的強大力量。因此從福樓拜，到莫泊桑，到安妮‧艾諾一路下來的寫實主義，莫不在這樣的悲劇性背景下，樹立了書中人物的生命典型。

　　《位置》、《一個女人》兩書，分別只有短短一百餘頁的文章，卻都耗費了艾諾半年以上的寫作時間，在文中，她也自承「創作的滿足感是沒有的」，她必須從做為一個作家「個人自我表現的桎梏中掙脫出來」，她寫的不是傳記，也不是小說，而比較是某種介於文學、社會學，和歷史之間的作品，以接近報導的筆調，刻畫她父母親那個年代、那個階級的舉止、用語、道德感、審美觀等等，如實呈現那一段人生的色調。整本書給人的畫面，就像一疊疊的黑白老照片，翻看之時，原本淡漠疏離的情緒，轉趨感傷，進而令人掩卷。

　　而艾諾強烈的文字表現，更加強了她低調卻讓人不敢逼視的魅力。初讀她的文字，給人乾澀無肉的感覺，文字蒼白簡省，敘述平直無華，甚至有些句法錯落，不合文理，但逐漸的，她狀似切分音的節奏感，帶出某種氛圍；甚至文中間歇出現、長短不一的空行，也漸次讓人從寂靜之中，聽見一聲聲似有若無的喟嘆與追悔。

　　艾諾的創作量少而質精，大致兩三年才有新作出版，而且她堅持不為寫作而寫作，唯有當她心裡清楚她真心所要表達的是什麼，才會寫書付梓。正因為如此，她筆下的世界、她心底的感觸真實得令人目眩。一如艾諾曾表示：「我總覺得書出版之後，會有什麼事情發生。而實際上，卻什麼也沒發生，這真是奧秘。」

　　而果真沒有任何事情發生嗎？

　　艾諾自己的一句話，可以讓人低迴──「我的書寫是不是能引動別人也想說些什麼？」

　　最後，要感謝輔仁大學教授Philippe Ricaud（李煜庭）在法文疑義上的協助，使本書更臻完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