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與東亞」發行旨趣
陳芳明
「東亞」觀念進入台灣學術界,大約是近十年的事。但歷史上的東亞,其實像幽靈一樣,早就籠罩在這海島之上。在戰爭結束以前,「東亞」一詞,挾帶著相當程度的侵略性與壟斷性。它是屬於帝國主義論述不可分割的一環,用來概括日本殖民者所具有的權力視野。傲慢的帝國氣象終於禁不起檢驗,而在太平洋戰爭中一敗塗地。所謂東亞概念,從此再也不能由日本單方面來解釋。尤其在跨入一九八○年代之後,整個東亞地區,包括前殖民地的台灣與韓國,開始經歷史無前例的資本主義改造與民主政治變革。一個新的東亞時期於焉展開。
二十一世紀的國際學界,開始浮現「後東亞」一詞,顯然是相應於後結構主義的思考。所謂「後」,在於強調新的客觀條件已經與過去的歷史情境產生極大差異。在新形勢的要求下,東亞已經成為一個複數的名詞。確切而言,東亞不再是屬於帝國的獨占,而是由東亞不同國家所構成的共同觀念。每一個國家的知識分子都站在自己的立場重新出發,注入殖民時期與戰爭時期的記憶,再定義東亞的政經內容與文化意涵。他們在受害的經驗之外,又具備信心重建主體的價值觀念。因此東亞是一個頗具挑戰性的概念,不僅要找到本身的歷史定位,同時也要照顧到東亞範圍內不同國籍知識分子所提出的文化反省。
東亞的觀念,其實富有繁複的現代性意義。所謂現代性,一方面與西方中心論有千絲萬縷的關係,一方面又與資本主義的引介有相當程度的共謀。當台灣學界開始討論東亞議題時,便立即觸及現代性的核心問題。在歷史上不斷受到帝國支配的台灣,不可能永遠處在被壓抑、被領導的位置。進入一九八○年代以後,台灣學界開始呈現活潑生動的狀態,許多學術工作已經不能只是限制在海島的格局。凡是發出聲音就必然可以回應國際的學術生態,甚至也可以分庭抗禮。這是一個重要的歷史轉折時期,不僅台灣要與國際接軌,國際也要與台灣接軌。
「台灣與東亞」叢刊的成立,正是鑑於國內學術風氣的日漸成熟,而且也見證研究成果的日益豐碩。這套叢刊希望能夠結合不同領域的研究者,從各自的專業領域嘗試探索東亞議題的可能性。無論是文學、歷史、哲學、社會學、政治學的專業訓練,都可以藉由東亞作為媒介,展開跨領域的對話。東亞的視野極為龐大,現代性的議題則極為複雜,尤其進入全球化的歷史階段,台灣學術研究也因而更加豐富。小小的海島,其實也牽動著當代許多敏感的議題,從歷史記憶到文學審美,從環保行動到反核運動,從民主改革到公民社會,從本土立場到兩岸關係,從經濟升級到勞工遷徙,無不細膩且細緻地開啟東亞思維。本叢刊強調嚴謹的學術精神,卻又不偏廢入世的人文關懷。站在台灣的立場,以開放態度與當代知識分子開啟無盡止的對話。
序(節錄)
未完的美學在地化--《現代主義及其不滿》
現代主義運動對台灣人文價值的衝擊,可謂至大且鉅。從漢語變革到性別取向,都劃出一條鮮明的軌跡。台灣現代主義的先驅當年在追求全新美學之際,從未受到恰當的祝福,也從未想過究竟會對台灣社會帶來怎樣的影響。如果這個美學運動出發點放在一九五○年代末期,那麼到今天整整半個世紀已經過去。現在似乎到達一個可以從容回顧的高度,重新俯望現代主義的抑揚頓挫。這樣一場無聲的寧靜革命,其實完全改變了我們的說話方式與審美經驗,也改變了現實中的權力支配與道德規範。
在二○一一年所完成的《台灣新文學史》,一言以蔽之,無非是要為戰後現代主義運動進行辯護。前後動用五個篇章細緻描述,原因無他,在於強調現代主義的貢獻勝於其他時期。參與其中的那麼多的文學與藝術工作者,曾經承受令人無法想像的詛咒與譴責。然而,他們畢竟成功地翻轉了歷史評價。至少在新世紀之初,我們具體見證現代主義者次第受到國家文藝獎的肯定。這個事實足以說明,台灣社會必須經過三、四十年的緩慢消化,才終於承認了現代主義所開創出來的成就。遠在一九九九年,當時文建會曾經舉辦「文學經典三十」的選拔,入圍的名單有三分之二以上都是現代主義者。那場票選的結果,引起國內文壇嘩然。來自本土派陣營的群起攻訐,最後證明並未奏效。時間是最公平的審判者,美學原則畢竟還是超越意識形態。
對於現代主義的評價,必須從藝術作品的內部結構與外在影響慎重考察。就內在而言,這場美學洗禮使暗潮洶湧的無意識世界暴露出來。作家能夠涉獵的範圍,不再只是停留在現實的觀察,而是反過來對肉體與心靈的深入考察。不僅如此,情緒與情欲的議題也開始進入文學營造的範疇。就在這一點上,藝術表現開始出現了斷裂。過去的寫實文學,基本上是在道德與悖德之間劃清界線。進入現代主義文學之後,負面書寫逐漸獲得重視。世間所謂的悖德,如邪惡、沉淪、墮落的幽暗面,慢慢受到作家勇敢注視。這是一個結束的開始,文學不再為傳統的道德背書,掙脫了禮教的枷鎖,作家可以放手去探索深不可測的心靈黑洞。一個全新美學從此誕生。
對於先驅的創作者而言,他們面對的是一個從未探險的遼闊疆域。為了更忠實、更細微描寫內心世界,白話文的書寫傳統不能不受到全面反省。無以名狀的情緒流竄,無可依傍的情欲流動,似乎不是鬆懈的白話文能夠勝任,而有必要訴諸另類的語言表現方式。在新的文學生態裡,創作者在語言經營上不斷從事實驗。
凡是能夠到達內心世界的各種途徑,作家都樂於去嘗試。語言的斷裂、變形、改造、濃縮的不同提煉技巧,就在這段時期推陳出新。所謂文字鍊金術,便是利用漢字的象形與會意,開發並延伸固有的內容,使最濃縮的文字釋放最豐富的意義。這種漢字書寫的現代主義,曾經在上海與香港發生,但不是過於短暫,便是不夠全面。只有在台灣,這場龐大的美學運動,不僅有世代傳承,並且跨越不同的藝術領域。經過漢字鍛鑄與台灣風土的改造,現代主義的在地化,於焉完成。
參與現代主義運動的作家,包括本省與外省,女性與男性,容納的美學觀念,完全來自台灣土壤。現代主義美學的傳播,藉由翻譯與理論的路徑而抵達,現在已經很難找到最初的原點,也很難找到它真正完成的時間。但既然是作為一種運動,其起源與終點都屬於高度的流動。其實到今天為止,現代主義還在移動之中。一九九○年代以後,有人把台灣文學命名為後殖民或後現代,卻無法否認現代主義精神仍然蓬勃發展。即使從新世代作家的創作軌跡來看,他們的美學原則與創作技巧,也可看見現代主義的烙印。藝術成就從來就不屬於政治立場或意識形態的範疇,自鄉土文學論戰以降,現代主義就受到極大的誤解。在那段硝煙瀰漫的過程中,有人刻意把現代主義與鄉土文學割裂成兩個陣營。經過那場論戰後,似乎鄉土與現代被迫站在兩個對立面,這是對藝術精神的最大錯誤解讀。在文學史上,鄉土與現代其實是可以互相流通,互相對話的美學。以愛爾蘭文學的葉慈(W. B. Yeats)與喬埃斯(James Joyce)為例,他們從本國鄉土傳統汲取豐富的文學養分,而終於成為西方現代主義運動的典範。
激情的論戰,也許可以充分表達飽滿的政治信仰,卻無法企及文學的藝術高度。一九七○年代的論戰烽火,已經煙消雲散。禁不起時間檢驗的,反而是那些旗幟鮮明的意識形態。曾經遭到貶抑、污名化的現代主義作品,終於還是涉過時間長河,對後人展現它既有的藝術深度與廣度。就深度而言,一個時代的無意識世界,曾經受到徹底挖掘。縱然那世界像是無底洞,湧動著看不見的想像、欲望與感覺,或竟是瘂弦詩中所說的「深淵」,可以透過具體文字而呈現出來。那世界,可能是悖德,可能是污穢,或可能是墮落,我們稱之為負面書寫(writing of the negative),相當完整浮現在讀者眼前。那是真實的人生,也是赤裸裸的人性,卻是善良的筆所無法抵達之處。必須到達黑暗人性的最底層,才有可能體會什麼是真正的救贖與昇華。
就廣度而言,從來沒有一個運動像現代主義那樣,展現其氣勢磅礡的一面。僅是文學一端,台灣社會見證了詩、散文、小說、評論的豐饒與繁複,更別提在音樂、繪畫、戲劇、電影、各個面向的拓展。那是一個陣容相當整齊的時代,他們可能在各自領域努力營造,卻不時相互支援,相互對話。那種精神結盟所產生的力道,創造了文學史上相當罕見的格局。當現代詩論戰進行之際,現代繪畫也正展開激辯。但無論那種對話有多極端,似乎已經為那個時代的美學指出明確方向。論戰,其實是一種陣痛,那是一個全新文化生命誕生之前的必然過程。當情緒退潮後,留在岸上的正是最好的藝術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