頂尖大學的條件：從現代大學的演變，洞見教育卓越的關鍵 (電子書)

台灣版序
序
導言：「世界一流」大學
1     德國的大學：歷史介紹
2     現代原創：柏林大學
3     真理、正義與自由，在冷戰的世界：柏林自由大學
4     美國研究型大學的興起與挑戰
5     在變化和風暴中崛起：哈佛大學
6    公共使命，私人資助：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
7    驚人的野心：杜克大學
8     中國人的世紀？中國大學的復興與崛起
9    從預備學校到國家旗艦：清華大學
10   歷史的包袱：南京大學
11    亞洲的全球大學？：香港大學

結論：教訓與前景
注釋

 

台灣版序

　　我的書《頂尖大學的條件》中文譯本能在台灣最早問世，應該是最適合不過的了。因為正是在台灣，我開始了我做為現代中國歷史學家的職業生涯。而且也正是在台灣，我透過一系列的講座首次呈現了本書的主題。

　　2017 年，我很榮幸受邀在中央研究院舉辦第二屆郭廷以學術講座。應近代史研究所的邀請來此演講，我感到特別開心。

　　郭教授是我本書講述內容中更廣大故事的一部分：現代大學在國際和中國的演變。他是近現代中國史研究的領航人物，畢業於南京東南大學。在來到台灣師範大學之前，他曾陸續任教於清華大學、河南大學和國立中央大學。1955 年，他受命籌備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十年後，此所正式成立，由郭教授擔任創始所長。

　　我的老師費正清教授曾在 1930 年代在清華大學蔣廷黻教授的指導下學習中國歷史，他與郭教授在近代史研究所、哈佛和其他國際機構之間密切合作的學術交流計畫獲得了中研院、美國社會科學研究理事會和美國學術團體協會的支持。

　　遺憾的是，在我 1977 年第一次以傅爾布萊特獎學金學者來到台灣之前，郭教授已經過世。當時由王聿均教授擔任所長。我記得費正清教授給了我一封給王教授的介紹信，以展開我的研究。但當我降落在台北松山機場時，我買了一份當地報紙，看到了上面的頭條新聞：「反對費正清大遊行！」（費正清發表了一篇呼籲美國在外交上承認大陸的文章，激怒了中華民國當局。）所以，我把那封信放在口袋裡一陣子。兩周之後，我鼓起勇氣，來到南港，向王教授自我介紹。他非常慷慨熱情。近代史研究所開啟了我的研究生涯，因為它重視學術而非政治。為此，我永遠心存感激。

　　該研究所的演變，以及中國研究在戰後美國的演變，都是本書所講述內容更廣大故事的一部分：現代研究型大學從歐洲、美國到亞洲的演變。我試圖處理的問題是：有鑑於它的過去，大學的未來將何去何從？

　　我試圖從歷史學家和高教從業者的角度審視 21 世紀全球領先的高教中心。在本書中，我探討了八所大學的個案研究和三個國家的高等教育體系。我研究它們是如何成長的、評估它們今天面臨的最大挑戰，並且預估哪個體系（如果有任何一個體系可以的話）將在 21 世紀制定全球標準。簡而言之，我問了一個問題：如果德國在 19 世紀定義了現代研究型大學，而美國的機構在 20 世紀開始引領世界的大學，那麼，中國（包括香港）的大學為 21 世紀制定標準的可能性為何？

　　我希望時間和空間上能允許我單獨寫一篇關於台灣及其歷史上偉大的大學，例如國立台灣大學。但一本書能容納的篇幅有限啊！

　　但讓我在這裡簡單地討論為什麼本書所提出的主題對台灣也很重要。台灣擁有在人文和科學研究方面都走在前頭的機構。與毛澤東時代的大陸不同，台灣尊重而非貶低知識份子。自台灣在近四十年前開始政治自由化以來，更強而有力的大學治理形式得以蓬勃發展。與此同時，由於教育部是中央集權的，即使在民主國家，政黨也不免誘於試圖將教育政治化，不論是在歷史教育、文學教育或文化教育上。然而在我研究過的世界各處的大學中，這條路幾乎不會有好的結果。

　　台灣的大學，就像它們在中國大陸和美國的同行一樣，繼承了多個全球的傳統：就台灣的例子而言，首先來自日本，然後在 1949 年之後，來自中國大陸（在這兩種情況下，都間接承襲自德國的機構），並且自1950 年代開始，受到大批留美學者的影響。

　　與它大陸的同行一樣，台灣也一直熱衷於何謂擁有「世界一流」大學，以及如何建立這些大學的問題。台灣也一直遵循著我在本書中討論的「排名規則」，政府決心至少要有一所台灣的大學進入全球前一百名，並且讓院系和研究中心在其學科排名中在亞洲名列前茅。也許是受到大陸的中國 211 工程和 985 工程（1995-98）的啟發，中華民國教育部和國科會於 1998 年啟動了「大學學術追求卓越發展計畫」。在 21 世紀的第一個十年，該計畫遵循了德國卓越計畫的模式，提供資金和聲望來獎勵一些選拔出來的研究項目。隨後，行政院於 2006 年發布了「高等教育宏觀規劃」報告書，目標設定在 15 至 20 年內，至少有一所台灣的大學排名進入世界前五十名。在台灣，就如同在其他地方一樣，強調「世界一流」的研究會引起爭論和抗拒，特別是因為它似乎貶低了教學和指導的價值，尤其是在社會和人文科學領域。

　　如今，儘管台灣的大學在全球排名中的最高理想仍難以實現，但根據 2024 年泰晤士高等教育世界大學排名，台灣在世界大學排名中保持著穩定的地位，有七所大學進入了前五百名。

　　對台灣的大學來說，國際化不僅意味著與世界各地的大學競爭，也許更重要的是合作。台灣的大學在吸引美國、歐洲和亞洲的研究夥伴方面展現了充沛的活力。僅在 2023 年就見證了以下的合作夥伴關係，主要在科技領域：

　　2023 年 5 月， Nvidia（輝達）公司的執行長黃仁勳宣布將在台灣大學成立一個人工智慧（AI）中心。

　　2023 年 6 月，普渡大學與國立陽明交通大學和位於台北的國立政治大學簽署了合作備忘錄，以加強半導體相關領域的參與和發展工作。

　　2023 年 11 月，德州農工大學系統與台灣大學學術聯盟簽署了針對半導體設計與製造合作研究的交流計畫協定。

　　2023 年 11 月，國立政治大學和捷克查理士大學（Charles University）成立供應鏈韌性中心（簡稱 SCRC），以促進供應鏈韌性和半導體開發的研究。同月，國立台灣科技大學與印度理工學院古瓦哈蒂分校（簡稱 ITTG）宣布在兩所大學建立聯合研究中心，聚焦於半導體技術等領域。

　　2023 年 12 月，伊利諾大學系統和國立台灣大學提供資金給 4 個新的跨學科研究團隊和 8 項旅行補助，以促進參與和研究合作。

　　在這些合作中，我很高興再加上哈佛台北書院（Harvard Taipei Academy），這是一所提供中文進階語言培訓的暑期學校，它與台灣大學合作，於 2023 年夏季首度亮相。除此之外，台灣大學還有志於成立一所創新的國際政經學院，這是以英語授課的學位課程。

　　大學部教育在全球大學排名中可能沒那麼受到重視，但是正如本書的案例所闡明的那樣，它是任何一所優秀大學的重要組成成分。在大學部教育的可及性方面，台灣位居世界領先者之中。

　　在非常早期的時候，中華民國在台灣僅有 7 所大專院校，招生不到7,000 人。到了 2022 年，台灣已經總共有 148 所大學、學院、專科學校，入學人數達 114 萬名，並且在 18 歲到 22 歲的年輕人之中有 70% 在高等教育機構就讀，其中超過三分之一會繼續攻讀研究所。簡而言之，跟中國大陸（但更早）一樣，台灣也追求高等教育的大眾化，但是與大陸不同的是，它是透過一系列多元化的公私立大學來實現這一目標，這些大學總體上來說，其規模比大陸的同行小。

　　然而，隨著高等教育異常成功地擴張，挑戰也隨之而來。到了 2024年，台灣高等教育這一領域正在萎縮而非成長，這反映出低出生率和低移民率的人口統計數據。有些大學正在關閉，有些則正在合併。例如2023 年 5 月，台灣教育部批准國立台灣科技大學與面臨招生問題的私立華夏科技大學合併。（2022-2023 學年，華夏招收的學生不足其總招生名額的一半。）2023 年 12 月，教育部表示，台灣共有 112 個大學和學院課程在前一個學年度裡沒有新生就讀。這其中甚至包括台灣大學研究所的課程，學科從戲劇、地理、海洋學到微生物學都有。

　　在馬英九擔任總統期間，台灣與大陸的關係更加密切，解決入學人數縮減的一個辦法是從中國大陸招收優秀的學生。畢竟，台灣既有實力雄厚的研究型大學，也有優秀的大專院校，而且它們都有本書所探討的第一所現代大學所標榜的 Lehrfreiheit（教學的自由），和 Lernfreiheit（不受阻礙地學習的自由）。在過去十多年裡，這些自由在大陸的大學裡一直受到嚴重的侵犯。實際上，招收和留住大陸學生，有望在未來解決台灣著名高科技產業擔心其工程師短缺的問題。而且有歷史延續性可做為基礎：新竹的國立清華大學源自於北京清華大學（本書第 9 章），由清華大學「永遠的校長」梅貽琦於 1955 年重建。它是工程和技術領域的領導者，並且尋求和北京的清華大學重新建立連結。

　　到了 2016 年，已有超過 4 萬名大陸學生在台灣求學，為入學人數打了一劑強心針，並且為台灣帶進新的人才。但國內政治（民進黨一直對大陸學生持懷疑態度）和北京當年對蔡英文總統當選的嚴厲反應，開始讓兩岸學術合作深陷凍結。還有其他的限制：大陸學生屬於特殊類別，與國際學生分開；他們沒有資格獲得政府獎學金或健保，也不能賺取補充收入。也不允許在台灣長期居住。

　　隨著海峽兩岸都受到新冠疫情時代的限制，任何對大陸學生做出改變的承諾都告終。儘管北京在 2024 年 3 月再次允許台灣學生申請大陸的大學，但仍然未解除 2020 年大陸新生來台灣入學的禁令。最後一批在台灣的大陸學士學位學生於 2023 年畢業。只剩下 2,000 名短期學生和研究生。

　　就如同台灣企業透過將部分產能轉移到越南等地，將其大陸投資「去風險」一樣，中華民國教育部也開始了「新南向政策」，招收超過30 萬名來自香港、澳門、東南亞和南亞的學生。但它將面臨來自韓國和日本的強烈競爭，這兩個國家也計畫這樣做。儘管如此，這項政策可能為台灣提供了一個重要的機會，因為台灣的大學和研究中心近年來對外部人才的開放方面一直極為保守。

　　對台灣來說，一個相關的挑戰是保持「外向」，並且深入參與 21 世紀的大學世界。世界上躍升最快的大學，其最顯著的一個特徵是對國際化的持久投入，以及讓教職員和學生沉浸在更廣闊的大學世界之中。沒有哪所偉大的大學可以透過原地踏步和閉關自守來保持強大的。我們都必須在全球思想市場上競爭。當年郭廷以教授與費正清合作派遣許多中研院年輕學者出國攻讀博士，正是深刻體會到這一點。如今，隨著台灣本身的高等教育在質量上皆有所成長，出國攻讀更高學位的學生愈來愈少。考慮到台灣的大學的高品質，這是可以理解的，但它也意味著台灣許多年輕的學者被剝奪了與其他地方最優秀學者較量的機會，以及充分沉浸於全球學術潮流的機會。在大學的世界裡，自我封閉無異是自取毀滅。

　　德國最初在柏林的實驗影響了好幾代美國高教的領導人；而美國的大學接續教育出中國大陸、香港和台灣在高教領域內外一代又一代的領導人。我希望台灣擁有一個強大、自信、熱情的高教體系，能向世界開放，並且參與其中，在培養台灣、亞洲和其他地區未來幾代領導人方面做出同樣的貢獻。
導言

「世界一流」大學

　　我們活在一個充滿大學的世界裡。至少有 30,000 家機構自稱為大學。其中大約有1,400所名列泰晤士高等教育世界大學排名（Times Higher Education World University Rankings）。誰領先群雄？單純從高等教育機構的數量來看，答案可能是印度，在 2020 年，它擁有 1,043 所大學，42,343 家學院，遠遠超過美國，美國有將近 4,000 家授予學位的學院和大學。2021 年，中國教育部統計它們有 3,012 所高等教育機構。以色列有63 所，巴勒斯坦有 25 所。北韓根據某個評量有 3 所，根據另一個評量則有 300 所。甚至格陵蘭、吉布地（Djibouti）、摩納哥（Monaco）也各有一所大學。

　　當然，這是一個由截然不同的大學所組成的世界。這裡有牛津和劍橋，這兩所世界最古老，而且依照任何標準仍處於領先地位的大學，然而也有幸好已經不復存在而且腐敗的「川普大學」（Trump University），它就如同它的同名者一樣，目前已經被廢除並停業。然後，還有另一類自吹自擂的大學：讀者必定能夠說出許多過去曾是「學校」或「學院」的機構， 現在以大學的名義招生。傑出的高教歷史家羅斯布萊特（Sheldon Rothblatt）在討論「大學的身分認同源自於一個單一理念的歷史想法」時，提出了以下這個論點：在大學已經存在的好幾個世紀裡，「從未存在過一個單一的大學理念。」有些大學所提供的內容非常寬廣。有些則嚴密專精。前蘇聯集團的大學是應用知識的典範，他們的學生畢業之後直接進入預選的國營事業。正如我們即將看到的，高等教育有很不一樣的國家體系，但並非全部都是有系統性的。大學在具備功能之前，可能先以形式存在：想想美國的新歌德式校園，它們早在卓越學術成就被認可前就已存在。

　　大學的世界與強權政治的世界相距不遠。畢竟，大學是為誰服務？個人？社群？國家？黨派？這些都是具有當代重要性的老問題。所有現代研究型大學的導師（Doktorvater）—柏林大學的建立，是為了振興戰敗的普魯士國家，以知識的力量取代失去的土地。哈佛，在它平凡無奇的頭一百年裡，大部分時間都是一所「公立」大學，但它現在是一所具有強烈公共使命的著名私立大學。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從一開始就是一所為加州服務，令人引以為榮的公立大學，但它現在愈來愈成為一所由私人贊助的機構，但仍然懷抱著為廣大公眾服務的志向。清華大學成立時被賦予的外交使命是：透過將清華大學的畢業生送到美國，將美國和中國更緊密地聯繫在一起。今天，隨著清華大學登上世界最受推崇大學的行列，它成為美國和國際人才的吸納者。

　　然而關於強權政治和國家的興衰，在眾多有影響力的研究中，大學的世界卻異常地缺席。保羅．甘迺迪（Paul Kennedy）在他的經典著作《霸權興衰史》中，著重在經濟變化與軍事衝突。藍迪斯（David Landes）在《新國富論》（The Wealth and Poverty of Nations）中，評量國家的富裕和貧窮，他對於鐘錶的關注勝過任何形式的教育。在《國家為什麼會失敗？》中，艾塞默魯（Daron Acemoglu）和羅 賓森（James Robinson）深入挖掘權力、繁榮和貧窮的起源，但是在索引中找不到「教育」。還有我的同事麥爾（Charles Maier），對於高等教育的概況，尤其是哈佛，有深入的了解，但在他著眼於美國優勢的傑作《帝國之間》（Among Empires）一書當中，對於大學的著墨甚少。不過，在對這些國家財富和權力的分析當中，至少藍迪斯引用了一位商業銀行家的話，這位銀行家來自於一個處於石油繁榮高峰期的波斯灣國家，在思考到財富的真正本質時，他說：「富裕就是教育⋯⋯專業⋯⋯技術。富裕就是擁有知識。是的，我們很有錢，但是我們並不富裕。」

　　「一個富裕的國家不可能有貧窮的農民。」這是泰國正大集團資深董事長與世界上最創新的農業綜合企業之一的領導者謝國民（Dhanin Chearavanont）傳授給我哈佛商學院學生的一堂課，當時我正在教導一個關於正大集團在中國經營的個案。我也相信，一個富裕而歷久不衰的國家，照道理說，不會有差勁的大學。一國的國力也許可以精確地用國內生產總值或軍事實力來衡量，但是如果我們無法同樣精確地計算高等教育的品質，並不意味著它不重要。

　　過去三個世紀全球最重要的政治和經濟強權，在學術和學習上也一直是強大的領導者。在 17、18 世紀，法國能持續主導歐洲，與其說是軍事實力，不如說是思想的力量。在亞洲，當時處於鼎盛時期的大清帝國，在大部分的東亞世界裡樹立了何謂教化與文明的定義，並且因此而受到歐洲的景仰。在 19 世紀，首先是英國，接著是法國，然後是德國，躍為世界強權，伴隨著這股力量的，是它們領先的學校和大學對全球的吸引力。在英國，來自大英帝國（以及後來自大英國協）的菁英們，會在劍橋或牛津，或殖民世界裡許多英國模式的機構接受教育。法國的大學校（grandes écoles）還沒有受到國際大眾的歡迎（直到最近），但它們可能成為法國海外領土（la France d’outre-mer）菁英的首選教育場所。相較之下，德國的大學之所以成為世界各地學者的首選之地，是因為它們重新定義了大學的可能—而且是在一個德國國力不斷壯大的時代。在整個 20 世紀的過程中，如果說美國的大學獲得了全球的聲望，並吸引了愈來愈多的國際學生和學者，那麼這與美國在「美國世紀」裡的崛起密切相關。在 2022 年，當中國的大學在世界排名中快速攀升，吸引了超過 50 萬名國際學生進入校園，這與中國重返世界強權與影響力大國的地位是無法分開來看的。

　　這不是一本關於地緣政治的書，而是一本關於在全球背景下，從歷史和未來的角度來看，大學所扮演的角色。這本書是關於現代研究型大學在其表現最為強勁的三個背景：德國、美國和中國。它關乎大學的未來，並參照了大學的過去。我從歷史學家的角度，檢視了 21 世紀三個領先的全球高等教育中心：我探索它們如何成長、衡量它們今天所面臨的最大挑戰，並估計哪些系統（如果有的話）可能會在 21 世紀制定全球 標準。

　　德國的大學為 19 世紀各地的現代大學奠定了基礎。美國的大學到了20 世紀末擁有了巨大的影響力。我提出了一個簡單的問題：那麼，在 21世紀，中國領導地位的前景如何？僅僅是提出一個這樣的問題，就需要針對德國、美國和中國的大學進行某種程度的比較研究。

　　2022 年，幾乎所有全球大學的主要排名都顯示美國的大學機構居於領先地位。然而，我們知道 1922 年的情況並非如此，所以也沒有理由假設 2122 年的情況會如此。和其他領域一樣，美國在高教的領導地位，如今承受著巨大的壓力，特別是在它的公立大學，以及私立研究型大學的領域。與此同時，近幾十年來，世界上沒有任何一個地方的高等教育比中華人民共和國發生了更多的革命性變化。1977 年，中國的大學經歷了災難性的文化大革命之後才剛剛重新開放。今天，它們已經準備好在研究和教育的領域引領國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