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薦序
逆向、尋找祖居地的行動
Pasuya Poiconx浦忠成 東華大學榮譽教授
Salizan Takisvilainan(趙聰義)這一本《從雲端走下來的家族》是他參加二○二三年花蓮文學創作徵選提出的寫作計畫與作品,在眾多的參選者中,以這一部類報導文學題材的寫作計畫脫穎而出。他原初創作的構想是想要探討屬於父親家族Takisvilainan和母親家族Tanapima由南投原居地跨越秀姑巒、馬博拉斯山而進入東邊拉庫拉庫溪流建立新居地的過程。這個部分透過文獻與口述資料他順利完成了,後來有加入進入部落舊址後的整理與記錄的工作。這讓全書內容相關的紋理都能獲得梳理。精彩好書要出版了,我欣然答應寫篇序文推薦。
《高砂族系統所屬之研究》提到布農族的移動有兩個階段:一、向中央山脈西部以及玉山北部移動,二、跨越中央山脈後向東、向南的移動。跨越中央山脈移動的是郡社、巒社及丹社群。Sazilan敘述的就是父母家族如何進入東部山區的故事。布農族大約在十八世紀開始向東部移動,在拉庫拉庫溪流域建立聚落;也有一部分人繼續往下游或往南方移動,陸續建立Nanatoq(那那托克)、大分、Asang daingaz(阿桑來戛)、Mi-yasang(米亞桑)、Talunas(太魯那斯)、Masisan(馬西桑)以及從這些部落衍生的新部落如Masupadan(喀西帕南)、Kasing(佳心)、Tatalum(塔洛木)。但是Tanapima氏族約在十九世紀初期、Takisvilainan約在十九世紀中期尋向東部新居地。
由這本書開頭,Salizan逐次敘寫他如何進入家族祖先移動、暫居、久住和後來他如何探尋部落。二○○○年,他由東埔進入八通關越嶺古道西段,從此開啟踏勘族群祖先道路的行程。二○○五年跟隨著表哥林淵源首次進入馬西桑祖居舊址,但是在林木雜草覆蓋的空間,無法找到父親提到「位在駐在所對面稜線、越過一條溪就到了」的家屋所在。二○一三、二○一六年再次到達馬西桑,老屋位置大致確認,也帶來GPS定位部落家屋座標。二○二○年依循著樹幹砍痕再次進入馬西桑,這次同行的成員較多,時間也充裕,大夥兒一起清理舊部落並以空拍機記錄影像。書中呈現的馬西桑部落舊址圖像,平臺、屋基、石牆、屋柱、散落地上的木板等清晰印證那是布農族先人曾經生活過的現場。二○二二年Salizan再由東埔由八通關越嶺古道進入那那托克。Takisvilainan家族在一八七四年就有那那托克「貳蕃戶」家族戶口調查簿的記錄,可以向下連結到現在的家族後裔。這是多年溯源、尋根的豐厚報償。
本書的素材由文獻、口述與實際踏查獲得。一八九六年初,日本陸軍派遣長野義虎中尉由璞石閣進入沿著清代修建的八通關古道向西,攀登玉山後下到東埔。尾崎秀真讚嘆他是「本邦第一森林之阿里山,第一高峰玉山等,因其探險而得介紹於世」(〈新高山紀行〉刊於《臺灣日日新報》明治三十八年十一月二十一日起)。一九三一年馬淵東一進入拉庫拉庫溪進行調查,讓這個區域的部落人文與系譜的圖像更為清晰。當時Takisvilainan氏族的耆老Umas向馬淵東一敘述家族如何依次由Nanatoq、Talunas和Masisan遷移。另外,蕃通森丑之助、Tina Umav、Qanaivas Qudas、家族中里進女兒溫阿桃及日人稻垣啟二和楊南郡、徐如林的口述與著作,都讓作者的探索獲得明確的指引。而林淵源、李國玄、伍思聰、高健雄、卓溪登山協會的Sauli高新興、Vilan林水源、Loung高瑩山、林克森等則是一同踏上崎嶇古道的尋根夥伴。在耆老快速凋零之後,書籍與部落族人口碑比對、互證,確實是找到祖先居處與道路的正確模式。
昔日臺灣原住民族除了布農族,北部的紋面族群、中部的鄒族、南部的排灣、魯凱族都有居住高山的時期,約在十八世紀晚期到十九世紀初,漸有遷移,這種自發性的移動,是族群/部落空間的拓展;及至日治時期,強制移住,則是界域的侷限與生活方式的改變。近百年被迫遺棄的家園,已經被土石林木覆蓋,探尋的道路或已崩塌,或已遭風雨變改、樹木蔓草掩沒。但是急切尋根的年輕一代,仍然願意克服種種困難,到達現場,這是令人讚賞的行動。原住民族原有的土地山林在日治時期林野調查之後,遭到國家的掠奪,但是在年輕一代如Sazilan的探尋、記錄、定位下,舊部落的位置、範圍、自然資源、聯絡道路與文化、生命的故事,逐漸清晰。如果以後能夠透過AI和光達的科技,原住民族的傳統領域多維立體空間的圖像,應該可以建構,也可以據此向國家聲索我們原有的土地自然資源的權利。
Sazilan的碩士論文就曾以拉庫拉庫溪區域的文化地理景點作為探討的標的,並以一處處的地名敘事轉繹、點醒布農族賦予土地的意蘊。他也曾創作不少記憶中母親溫馨叮嚀的詩作。二○一九年的《用頭帶背起一座座山》敘述在山林工作的高山嚮導、背工、巡山員等族人。這些年在部落的工作室經營他的文學夢想,他也不時進入山區,踏勘祖先與現在族人依然活躍的高海拔山域。描述臺灣高山、踏查遺址的文章不少,它們可以滿足我們獲得山林舊址與古道歷史知識的欲望;但是像Sazilan帶著找尋祖先足跡、故居空間心情的卻少見。閱讀這樣的文字,會不自覺感動、感慨!因為那是族群部落歷史文化道路的親近、家族血脈情感的融入。期望即將步入青壯的Sazilan,繼續這樣的探尋與追溯,更要帶領下一代用新的方法接近、認識自己的族群歷史與文化。
閱讀Sazilan的尋根歷程以及他所敘述的場景、敘事,不是僅僅懷念、追憶祖先步履艱辛,目睹部落舊址遺留的樣貌與棄置的物件,以及已然凋零的長者的感傷口述,深覺這樣的踏查與追尋,不該僅是訴諸文學的慨嘆表述,而是要質問國家如何面對中央山脈處處可見的我們祖父的祖父的祖父留下來的土地!
序章
太魯那斯是日治時期文獻記錄中,臺灣東部海拔最高的部落,大約兩千公尺。家族有一位叫Umav Takisvilainan的長輩,她就是來自這個部落。從日治的戶口調查簿的資料顯示,她出生於一九二三年(大正十二年),根據她最小的兒子Bete述說,母親出生在馬沙布駐在所附近的Masapu部落,意思為思念的。以前有一個獵人跟著獵團去狩獵,卻在山林裡失蹤,從此毫無音訊,獵人的笛娜,每年射耳祭都會站在部落,Patiqalan迎接獵團之地等待,期盼兒子會跟著獵團回來,因此這個部落就稱為馬沙布。
集團移住後遷移到山下的中平部落後,從大他二歲的哥哥中里進的資料可以看出,他們原本居住在太魯那斯社米亞桑小社,不知什麼原故搬遷至太魯那斯,整理口述訪查中,Tina Umav(笛娜.巫瑪芙)對於米亞桑的記憶,己記不起來。而較多的記憶留在太魯那斯駐在所底下的石板屋群,她曾經這樣述說太魯那斯的家屋的構造:
maqa hilav dii qai madaing tu banhil hilav tas-a, iti taunkul. maqa lumaq qai maqa dii qai qaltipan, anu maszang dii, san dii a san dii.dahdadahda maupata.
大門是用很大片的檜木製作,有窗戶,牆面有qaltipan,這邊一個,形成間隔間隔的樣子。
她說以前的房子,大門都是用檜木製作。主要原因這裡是海拔位置是檜木生長的位置。家屋也有窗戶,這跟我所認知到布農家屋有所差異,一般為了抵擋敵人,通常都會捨棄窗戶,只留下門口,做為出入口。屋內則是木板來做隔間。
maupatintu lumaq aipi qai isan dii taunkul., maqa dii qai dangian vanas,
hilav a dii. tonqu tusa, batu amin qai, vanis ti,banhil, maqatba tu banhil
這邊會裝天窗,這裡有窗戶,這裡會有門。天窗有兩個,都是用石頭做成的,窗戶在這邊,是用厚的檜木。
我與Tina Umav在她卓溪下部落的家中進行訪問。她坐在椅子上,向我們指著屋內的天花板,指出了以前屋子上方的天窗位置。這個天窗和房屋前牆的窗戶有所不同,天窗是用石板製成,而房屋前牆上的窗戶則是用檜木做的。
對於山林中的生活,她的記憶已經變得模糊,但對於曾經居住過的石板屋仍保有深刻印象。根據戶籍調查簿的資料,這一支Takisvilainan家族於一九三五年(昭和十年)遷往現在的中平部落與我們家族同住。從她出生到離開太魯那斯,山中的生活僅有短暫的十二年。因當時年幼,對於拉庫拉庫溪的太魯那斯的樣貌,只剩下模糊不清的印象,已遺忘離開家鄉時的心情。她僅記得在旅途中跟隨家族遷移,經過一座日本建造吊橋,當踏上那座搖晃的吊橋時,她的心似乎也跟隨著橋面輕輕搖曳。深邃的峽谷下是無垠的深淵,風吹過橋面,激起微弱的嗚咽聲。恐懼的陰影從腳底攀升,不敢往前踏一步。在那時,有一位年齡較長的男孩領著她走過驚險吊橋。後來這位男孩成為了她的丈夫。這段充滿挑戰的旅程成為她在山中最深刻的回憶。
這是我家族對於山林的印象。然而,社會大眾對山林是什麼樣的印象呢?「荒野、神祕、遙遠、沒有人煙」是當代臺灣高山給人們的想像。自七○年代登山運動興起以來,探險家與登山愛好者背起沉重的背包,踏上前往那些想像中的處女地,探勘那些我們認為未曾有人踏足的廣大森林。也因為有這樣的想像,在山林裡有許多人看到人為的遺址,會充滿驚奇的感覺,就像是發現新大陸一樣,就像這則新聞報導中所提到的:
「近期有登山客侵入到駒盆山附近的布農族郡社群家屋遺址,並拍影片PO網公布座標,甚至炫耀發現了『未被發現的布農族遺址』,已觸犯禁忌。」(原住民族電視臺)
《一四九一:前哥倫布時代美洲啟示錄》這本書中,提到了美國人類學家克魯伯(Alfred L. Kroeber)對於美洲原住民的刻板觀點。他認為美洲原住民生活在「永無休止的瘋狂戰爭,持續不斷的耗損消磨」,並認為農業並非原住民生活的基本要素,而是一種奢侈。克魯伯從中得出結論:「九九%以上可供開發的土地仍是處女地。」這種偏執且自以為是的九九%的設定,讓許多人對古代原住民土地產生了許多誤解與幻想,誤以為應該從原住民手中取得土地以進行各種利用方式。然而,這種觀點容易導致對原住民文化、生活方式以及土地權益的不當詮釋。
清朝時代,位在臺灣的高山的族人常被視為「飛禽走獸」。例如,《東征集》中的描述提到「此輩雖有人形,全無人理」,而《問俗錄》則形容他們為「鳥語鬼形,殆非人類」,這顯示出當時對山林中人群的貶低與偏見,認為他們不能算是真正的人類。
當時日本有一群主張「征臺」的大臣,如大久保利通和大隈重信,制定了「臺灣番地處分要略」九條作為侵臺的綱領,強調「生蕃」是化外之民,認為這片土地是無主權之地。當時的日本政府對臺灣的態度明確,將「蕃地」視為無主權的領域。
牡丹社事件中,清朝表示無法管轄臺灣的山地(即生蕃聚居地),這間接指出「生蕃」被視為非清朝臣民,並被稱為「化外之民」。這種觀點不僅反映了當時對原住民的偏見,也揭示了當時對原住民所居住的土地和文化的誤解與忽視。
日治時期,對於清朝統治無法涵蓋的原住民族「生蕃」,其是否被視為日本臣民及法律人格的問題成為焦點。總督府官員安井勝次在《生蕃在國法上的地位》中指出,首先需確認生蕃是否為清朝臣民。根據日本承繼清帝國主權,原屬清國臣民的臺灣居民可以成為日本臣民,但對於非清國臣民的生蕃,日本尚未有明確的處理方式。
如果生蕃被視為非「人」,則不具法人格,其居住地將自動歸屬於國有。所以,日本總督府先否定了原住民族的土地所有權,一八九五年透過(日治二十八年)的「官有林野及樟腦取締規則」將山林畫為國有,並限制了原住民族的活動範圍。
安井解釋,一九○○年(明治三十三年)的法令禁止「非蕃人」使用土地,目的是保障「國有土地」不受侵犯,而非保護「生蕃」的土地所有權。此外,一九○二年(明治三十五年)持第六三郎在「關於蕃政問題的意見」中提到,山地僅被視為經濟利益,因為這些「生蕃」並非人類,支持剝奪其土地的正當性。
一九二八年(昭和三年),臺灣總督府提出新的法令,認定「原住民占有地」,根據土地的保存狀況將林野畫分為「必須保存的林野」、「應當保存的林野」和「不必保存的林野」。透過「應當保存的林野」的名義,解決了原住民族的土地所有權問題,將這些地區歸於國家所有,原住民族僅擁有使用權而非所有權。同時,實施了集體移民、土地授予和固定耕作政策,這些政策深刻影響了原住民族與土地的關係,包括沒收獵槍、限制狩獵方式、禁止部分傳統祭儀和強迫移民,從而改變了原住民的生活方式。這些也都影響了處在拉庫拉庫溪流域的布農族人。
一九四五年,國民政府接管了臺灣並延續了日治時期的政策,將被日本占用後過度國有化的土地更名為「山地保留地」,將原住民的土地限定在此範圍內。同時,他們開始推動定耕經濟農業並禁止狩獵,這些政策將原住民從自給自足轉變為經商生產的模式。
在一九八○年後,山區受到自然保育論述的影響,開始在國有林地設立各種自然保留區、森林遊樂區、國家公園和自然保護區。要進入高山地區的登山者,必須通過高山部落的檢查哨,申請入山入園證,並遵守規定以保護國家公園的生態。同時,國家利用現代科學技術調查測量,打造人們渴望的「純淨森林」,並設立嚴格法規,禁止利用相關土地的自然資源。這種「排除式」管理的觀念源自美國的「無人公園」模式,將自然想像為未經開發的荒野地帶。
然而,這些地區是否真的荒蕪無人呢?在田野訪談中,有一位出生於阿不郎部落、族名叫做Ali Tanapima 的長者,Tina Ali(笛娜.阿莉)離開出生地後前往現居部落卓溪鄉卓溪村中正部落。現在曾在拉庫拉庫溪流域生活的老人逐漸凋零,而Tina Ali則是少數仍健在、能述說祖居地故事的長者。
Tina Ali出生的部落,阿不郎地名源自布農語Abulan,apul意指石灰。部落附近出產石灰石,因而得名。這裡以巒社群為主。日治時期此地歸阿不郎社管轄,部落位於塔洛木溪西岸山坡上、標高一二五○至七五○公尺處,族人習慣稱呼塔洛木溪為阿不郎溪。
Tina Ali的家族們還居住在阿不郎時,部落的族人都要走路到溪的對岸,阿桑來戛駐在所的「乙種蕃童教育所」中念書,Tina Ali提到她的兄姐們曾經為了不想要上學,跑到阿不郎溪躲避上課。
阿不郎為Istasipal(伊斯達西拔爾)的氏族,而Tungangan、Kukus、Tatalum這三個部落以Tanapima(達娜匹瑪)氏族為主。而Asang daingaz(阿桑來戛)則是Isinkaunan(伊斯南寇)氏族為主。這幾個部落的小朋友都要去阿桑來戛駐在所念書。Tina Ali還沒有進到學校的時候,就隨著家人遷移到山下。學校的記憶都是哥哥和姐姐述說給她聽。
Tina Ali說:「哥哥和姐姐要去學校的路上,途中要下切到塔洛木溪,再往上爬到阿桑來戛駐在所,需要花兩個小時的路程,才能到達上課的地方。其他的地方,要花更多的時間,所以他們小朋友都會寄住在Asang daingaz(阿桑來戛)部落Isinkaunan的家中。有時候,長輩會請小孩從家中帶一包米,送給寄宿家庭。」根據Tina Ali的記憶,她雖然沒有在阿桑來戛駐在所念過書,但聽到兄姐說,他們的時間分配為上午上課,下午就勞動。
Asang daingaz(阿桑來戛),雖然以Isinkaunan氏族為主,但是還是有一戶Tanapima氏族居住在此。Tina Ali記憶只來過一次Asang daingaz(阿桑來戛)部落,就是跟著家人拜訪這一戶唯一的Tanapima氏族。拜訪原因是他們家的長輩狩獵時,獵到這一戶人家獵場的獵物,特地送一隻獵物的腿肉。她抬頭遙看著家屋上方,是個巨大的建築物,那棟建築物就是阿桑來戛駐在所,也是哥哥姐姐念書的地方。
她沒有機會跟著masituqas(兄姐)一起念書,當她要準備去上小學的時候,日本開始將族人集團移住至山下。那時候Apulan(阿不郎)的對面,喀西帕南、瓦拉米發生一些戰事。日本人叫Apulan的族人,不要去對面拜訪。遷移的時候,也不要往阿桑來戛橋到日本越嶺道路。他們走的路線,以清古道的路線為主,andivulan、kilis、dadakuk,最後來到卓溪村中正部落。
調查拉庫拉庫溪的中原大學建築研究所林一宏,曾經訪談曾經在大分駐在所生活過的稻垣啟二,他在四歲的時候隨著擔任巡查兼建築師的父親稻垣喜一到大分,大分駐在所就是稻垣喜一設計的。稻垣啟二十幾歲時離開大分到臺東中學就讀,一直到日本戰敗,全家才離開臺灣。
在林一宏安排Tina Umav(笛娜.巫瑪芙)和稻垣啟二會面,他們用日語分享著他們在山上的生活。Tina Umav生長在太魯那斯,稻垣啟二生活在大分,他們生長在不同的部落,童年記憶卻都留在山中。他們各自在不同時間,沿著八通關越嶺道路走向山下,走向不同的人生。直到晚年,在林一宏學者的協調下,兩位長者未曾相識,有著不同身分、不同族群的兩人,用日語共同述說著童年在山上的點滴,讓時間與空間的距離得以拉近。
稻垣啟二的童年記憶緊扣著大分念書的時光與族人生活的記憶,那段美好而深刻的時光深深地烙印在他的心中。相對於稻垣的回憶,Tina Umav的回憶,就是與家人生活在石板屋的生活。對於祖先傳統的獵場,是否能再次踏足故土,對她來說己經是一件很遙遠的距離了。
一九九九年,直升機載著七十八歲的日本人稻垣啟二,降落在花蓮縣大分駐在所的遺址。他一下機,就跪在草地上,哭著說:「我終於回到沉在湖底的故鄉。」看著眼前的聚落和他曾經居住過的駐在所遺址,當年先輩們建造的設施,已淹沒在長草密林中,剩下斷垣殘壁。從這些設施中,回憶起先輩們曾經參與的國家與族群衝突的軼事,心中或許充滿了感慨。
Tina Umav和稻垣啟二的相見,讓人體會到時光如梭,他們擦肩而過的機緣,恰似人生一抹風景。這段編織在大分山水間的交錯故事,見證了時光的更迭,記錄著回憶中的溫暖與遺憾,也許在這片土地上,每個人的故事都猶如拉庫拉庫溪滾動的流水,時而湍急激烈,時而平緩柔和。
當我們走進罕無人跡的山林中,看到整齊群立的疊石,途中經過許許多耕作後的新生林,這可能是我的祖輩,一塊一塊堆疊起來,形成的小米梯田。甚至看見完整、碩大的聚落遺跡,這些山林遺址可能是Tina Umav曾經居住過的家,可能是Tina Ali曾經踏過的阿桑來戛「蕃童教育所」,可能是稻垣啟二的父親稻垣喜一所設計的大分駐在所。
當這些遺址出現在我們的眼前時,我們是否曾想過,為什麼我們的祖先會在山林間集體消失了,又為什麼漸漸地退出了山林。對於族人來說,我們很想要了解這一段歷史,但學校的教育,以及成年後遠離家鄉的因素,使我們慢慢遺忘這一塊曾經居住過的地方。我們不僅遺忘了這塊土地的歷史,一般大眾也漸漸地對山林有所誤解。進入山林的山友,看到人為遺址時,因為對歷史脈絡不清楚,不了解此地的土地歷史,從而產生了對山林有了一種「神祕、遙遠、杳無人跡」的錯覺。
千百年來臺灣原住民各族群透過遷移、移動,得以於臺灣各地建立其部落與社會文化,慢慢地形成傳統領域。「傳統領域」(traditional national territory)指的是原住民族生活過的土地,但對族人來說,傳統領域遠不只是土地這麼簡單。還包括ludaun(山)、vanlaz(河)、liniqaban(歷史),甚至是部落之間結成mavala(姻親)而形成的道路。透過找尋、記錄耆老們記憶中的景象,看到發生大分、喀西帕南事件的紀念碑、大分武德殿殘跡,以及用石塊堆疊而成的墓墳,口述著因為想回台中州(南投)認親的族人,死在路上的故事。這些透過口述的採集成為傳統領域地圖上,標示著族人曾經生活過的痕跡。
這些故事,在十九世紀末以來國家的強殖武力下,墾殖政權進入山林,透過移動進入的山林,產生不一樣的互動,是生存的競逐,是故事的競逐,也是空間命名的競逐。在二十一世紀,不同的族群和部落族人,透過回到祖居地、回到傳統領域,重新利用不同的「移動」的方式,建立起山下的我與山上的祖先根源相連的關係,回到殖民政權被迫遷移的地方,回到傳統領域中尋根,重新建立在山林領域裡的生命實踐。
雖然「傳統領域」是一個充滿各種想像的術語,但我們可透過口述認識到部落的領域、土地的地名、土地的使用方式、土地的歷史等等,利用文獻和地圖可以佐證原住民傳統領域。達到到原住民社群如何透過祖先確實存在過的空間,來重建自己的身分認同並傳承有形和無形的文化。
自二○○○年開始,透過的不同的機會,與族人走回那片山林,見證兄長們所說的一棟棟石板家屋,走進Tina Ali所居住過的Asang daingaz (阿桑來戛),踏進Tina Umav走過的意西拉吊橋。我與族人來到太魯那斯駐在所,那時駐在所的屋頂被八公尺高的大葉石櫟風倒木重壓,來到這裡進行將風倒木移除工作。在回程的路上,走在霧中的吊橋,像是隨時會走進另一個時空,走進Tina Umav的平行時空。
站在橋上,聆聽風聲隨著拉庫拉庫溪谷吹過松針和家屋的駁坎,高大的臺灣杉和檜木矗立在獵場附近,這些是祖輩們用來建造家屋的材料之一。我試圖站在家屋前,靜聽祖先傳承下來的山林智慧。這幾年,我隨著族人來到拉庫拉庫溪上中下游進入傳統領域,深入了解布農族的mai-asang(舊社)、Bunun(人)、habasang(過去的事情)等概念。
這幾年在山林工作中,我們尋找石板屋,進行測量和定位,然而,總是欠缺人們的記憶。透過不同長輩的口述,我們了解到他們在祖居地生活的日子,這是一段遙遠的故事,卻彷彿在我們面前生動地展現出來。每位族人口述中的Mai-asang(故鄉),都有不同的感受,透過口述,透過不同的書寫者,以文字記錄下來,形成不同的情感流轉,悄然閱讀,彷彿能聽到山間溪水的淙淙流淌,感受到時光輕輕掠過的觸感,讓故鄉的靈魂在文字間閃爍生光,永遠留存在心田深處。
在這段歷史中,日治時期探險家所留下的記錄成為我們重返過去的鑰匙,透過這些資料,重新追尋那些被時間淹沒的足跡。家族的戶口調查簿則像是一本古老的日記,記錄著曾經生活過的地方、親屬關係、族人的點滴生活,透過研究分析,我們可以深入理解先人的生活脈絡和環境。親身進入山林,實地踏查照片中的地點,將歷史與現實相連結,將文字資料轉化為實際的場景。運用布農文化的邏輯去理解戶口調查簿和影像,深入地感受和理解先人當時的處境和生活。透過對歷史的探索,找到曾經被遺忘的足跡,重新認識承載著豐富歷史故事的地方。
這段歷史見證了不同族群、不同身分的人在此生活的痕跡。透過幾次的研究和實地踏查,試圖讓這片土地再次講述自己的故事,讓更多人能夠聆聽並理解這些屬於森林、登山、歷史的特殊聲音。讓更多人了解這一塊土地,不是空白之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