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大衛．史崔佛（David Streitfeld）

　　大家都說這好比獲准覲謁教宗。意思就是，用不著折騰自己大費周章。如果馬奎斯有什麼話想說，他大可自己出版就好，自會得到舉世矚目，又何必經由你來透露他的心跡？

　　那時我是《華盛頓郵報》（The Washington Post）的文學特派員，初生之犢年輕氣盛，除了佳作名篇之外什麼都看不上眼。我景仰馬奎斯，無論是對於他不可企及的成就，還是對於那些文學作品本身。文評家曾經如此看待《百年孤寂》（Cien años de soledad, 1967 [One Hundred Years of Solitude, 1970]）這部作品：就像是擊穿窗戶的一塊磚。真實的庶民生活，眾聲喧嘩，五光十色，七情六慾，悉數因此隨磚透窗而入。這部作品呈現的魔幻景況——比方流經城鎮穿入屋內的一道血跡，小心翼翼避免沾染地毯，又或者從天而降的繽紛落英——是那麼直截了當，教人信以為真。突然之間，所有在拉丁美洲寫下的故事，似乎都帶有這本書的影子。《百年孤寂》是世上最負盛名的小說，設若撇開魯西迪（Sir Ahmed Salman Rushdie）的《魔鬼詩篇》（The Satanic Verses）所引發於文學場域之外的風波不談，這可能也是最後一部給世界帶來顯著影響的小說。

　　傳真了好幾封信，懇求了好幾回，拜託了好幾家出版商，最後才如願以償得到這樣的回訊：請在這個日期下午的這個時間前來，大師會在墨西哥城的家中接受採訪。那是一九九三年歲杪，馬奎斯從革命鼓吹者逐漸轉型為長老級的政治人物。其時他新近的作品《愛在瘟疫蔓延時》（El amor en los tiempos del cólera, 1985 [Love in the Time of Cholera, 1988]）和《迷宮中的將軍》（El general en su laberinto, 1989 [The General in His Labyrinth, 1990]），也繼《百年孤寂》之後更持續擴展他在文壇的聲望。儘管剛就職的總統柯林頓（Bill Clinton）據傳是他的忠實讀者，馬奎斯還是從未在美國公開露面。他的謝客離群，又為自己更添幾分傳奇色彩。

　　我的西班牙文口語實在糟糕，雖然謠傳馬奎斯的英文十分流利，不過這位大師卻矯黠地拒絕使用英文對答。因此我帶上傑出的口譯隨行造訪，還帶上全新美國文庫（Library of America）版的梅爾維爾精選做為贄禮。馬奎斯還堅持要我在那些精選作品上題辭，我甚至懷疑他是不是以為那些作品是出自我的手筆。

　　他的辦公室是宅邸後的一幢獨立小屋，愜適卻不鋪張，是個寫作讀書乃至避世絕俗的好地方。室內的其中一面牆盡是藏書，涵蓋至少四種語言。小說類的藏書有卡洛爾與葛林這樣的大師名作，卻也可見當代作家如沃夫的作品，書牆上還有一本以天使為主題的辭典、幾本破舊的醫學教科書、一份巴黎地鐵路線圖、一些籍籍無名的政界人士傳記，再來就是一些書房該有的必需品。室內的另一面牆則是音樂光碟收藏，還有一套頂級的音響。

　　一襲白衣的馬奎斯，看來在飲食上頗為豐足，體型活脫是麵團寶寶的翻版。我還在第一個問題上琢磨，想要兼顧明確的主張和應當的禮數，他卻搶在我之前開了口：「富恩特斯大力慫恿我跟你聊聊。」

　　毋庸置疑，就算三十五個年頭過去，富恩特斯還是拉丁美洲文學圈的經紀人。他就是喜歡幫朋友仲介各種露面的機會，幾乎囊括文學圈和外交圈的各路人馬。

　　我再次準備提問，不過馬奎斯又搶在我之前開了口：「我已經不接受專訪了，不過卡斯塔聶達說這次我非得破例。」卡斯塔聶達是《手無寸鐵的烏托邦：冷戰之後的拉美左派》（Utopia Unarmed: The Latin American Left after the Cold War）的作者，也是頗具影響力的政治理論家，儘管我與他素未謀面，但看來我的聲名確實遠播。我點了點頭，第三次開始提問。

　　「墨西哥駐華府大使是你的忠實讀者，」馬奎斯告訴我。他的語氣就像在平鋪直敘一件平淡無奇的事，好比今早太陽升起了。

　　我早已習於作家們的恭維，習於被他們稱為筆界的莫札特。面對專訪他們的人脫口而出這樣口不應心的溢美之辭，對他們來說就像家常便飯，絲毫不感忸怩，只希望如此能確保一篇好的評介。網際網路使作家得以擺脫中間人的掌握，把鎂光燈的焦點對準自己身上，不過在這之前，作家的聲譽仍然把持在媒體手中。

　　不過這次的恭維可是大師等級。不知不覺中，一段猶如電影的畫面竟突然在我心頭上演：清晨六點，大使先生就守在使館大門，翹首企盼《華盛頓郵報》送達。他迫不及待從報童手中攫過報紙，急忙翻閱各版在諸欄之間搜尋著我的署名，詎料卻付諸闕如。於是他把報紙隨手一丟，悶悶不樂又躺回床上。

　　馬奎斯的言下之意已然一清二楚：「能來這裡訪問我是你的運氣，當然你對我如此推崇也算是我的運氣。」求全的暗示都說到這份兒上，誰還能問出苛刻的問題？

　　約莫一兩年後，我去聽了一場卡斯塔聶達的演講。演講結束後，手上還抓著他的書，想跟這位我的崇拜者打聲招呼。他好心詢問我的名字，這樣他才能為我簽在扉頁上，所以我謹慎地表明身分。不過他的舉動無意間透露了他壓根就不知道我是誰。

　　在訪談馬奎斯的過程中，我並不覺得自己著了道，反倒是有種被他逗樂的感覺。當他終於放手讓訪談順利進行，他就是一如我期待之中的馬奎斯，那樣啟發人心，那樣風采迷人。他最愛談論的就是他正在寫的新書。儘管他年漸遲暮，那種想再次大獲全勝的誘惑勢必十分強烈，但不像大部分作家，他就是不想老調重彈。要是其他人寫出《百年孤寂》，應該就是大發其財，之後便把評論人照例必有的抨擊棄諸腦後了。

　　但出版這事他可一點也不急。他對我詳述的新故事起碼還要十年工夫才能出版，名之以《苦妓回憶錄》（Memoria de mis putas tristes, 2004 [Memories of my Melancholy Whore, 2005]）。事情的結果也確實如此，這個簡潔的故事就是他出版的最後一部小說。不過我們共同的一位友人後來告訴我，新千禧年的頭幾年裡，馬奎斯一直以自己的電腦為消遣，結果他在電腦裡竟發現一部自己以前寫好卻早已遺忘的長篇小說。我想總有一天，這部小說也會出版。

　　專訪記者最希望從受訪主角那裡得到的，其實不是他們說的話，而是他們做的事。馬奎斯自己最喜歡的專訪故事，發生在多年前一位西班牙女記者身上。當時馬奎斯邀請這位記者，加入他偕妻梅賽蒂絲在巴塞隆納的行程，伴隨他們一起購物、午餐，還有處理一些日常瑣務。一天的行程結束之後，這位記者再次提出專訪的請求，卻從未意識到馬奎斯早已給過她大好機會。於是馬奎斯告訴她還是另謀出路吧──無疑是用和藹溫柔的語氣──因為她真的不是吃記者這行飯的料。

　　如果馬奎斯以前真的給過記者這樣的機會，這種好日子現在恐怕不復存在了──我們的整場訪談都沒有離開過沙發。不過直到訪談結束，他都是幽默風趣爽朗健談，好像我是他多年未見的好友那樣。接著我提醒他，明天下午我還會再來一趟繼續訪談。他聞言臉色一沉，似乎心有所思：這些美國佬到底要對我感興趣到什麼時候？

　　為了舒緩這樣的打擊，隔天我便帶著女友麗莎同行，因為就算在拉裔族群中，馬奎斯偏好女性為伴也是家喻戶曉的事。昨天的口譯員今天有事不克前來，所以我跟麗莎在飯店外頭等候今天要幫我們口譯的人，是一位備受推崇的美國記者。等了又等，一個小時後這傢伙──姑且叫他老外（Gringo）吧──終於現身了，一副神氣活現的調調。「路上塞爆了，」老外辯解，「這裡每個人都在遲到，沒人會在意的，別擔心啦」。

　　到馬奎斯家的路就像永無盡頭。揪心的忐忑折磨著我，似乎一場災難就要成真。好不容易終於到了，有人引路帶我們入內。大師怒火中燒是可想而知的，或許是因為見到麗莎，我們才沒被轟出門去。他嚴詞提醒我們，他很快就要出門赴另一個約。後來我才曉得，守時是他十分重視的品德。

　　我們又再一次坐回沙發。我以一個簡單的問題暖場：昨晚他看的電影好看嗎？沒想到老外在轉譯的時候躊躇再三。馬奎斯回答「還不錯」，老外居然也聽不懂他在說什麼。在愈發驚恐的情緒中，我才瞭解除了知名美國報社的顯赫職銜之外，老外根本就不懂幾個西班牙文單字。馬奎斯跟我一樣感到沮喪。看來馬奎斯私底下其實懂得英文的傳聞，真的只是傳聞而已。

　　我還是堅持下去，用「主詞＋動詞＋受詞」這種結構最簡的句子持續訪問。但是在第二天，並沒有出現神奇的力量，我看到的只是一位疲累又暴躁的老人家。所以我及時喊停，這他倒挺感快慰；不過我多問了幾個與卡斯楚（Fidel Castro）有關的問題，這他就不大痛快了。他最討厭有人問他關於卡斯楚的事，這也是美國書迷對他扣分的主因。他唯一圓熟老練的片刻，就是撩弄麗莎的時候。

　　接下來幾年，馬奎斯不太接受採訪，至少不太接受英文類出版品的採訪。我總認為那該歸咎於我。

　　不過後來，我們卻又再次相談。

　　馬奎斯剛開始以寫作為業的時候，住在巴蘭基亞的一戶妓院樓上；在那段挨餓的歲月裡，阿爾瓦羅．塞佩達是他相濡以沫的朋友。塞佩達的女兒帕特莉西亞（Patricia Cepeda）剛好又是我的朋友。塞佩達英年早逝，不過馬奎斯在《百年孤寂》裡以他為原型創造了一個角色，他因此得以永生於書中，帕特莉西亞也把這份手稿珍藏在保險箱裡。

　　一九九七年我再次面晤馬奎斯，其時帕特莉西亞就是我們的口譯。這次會面的場所就公開多了，是華盛頓特區一家知名的書店咖啡館克拉瑪（Kramerbooks & Afterwords）。那天我們約晚晨見面，華盛頓一如既往，白天沒什麼人會在街上無所事事地閒晃，所以咖啡館裡沒什麼人。來喝咖啡的幾隻懶惰蟲眼裡只有他們的卡布其諾，從沒擡頭看過。他們可虧大了。

　　或許因為帕特莉西亞的在場讓人安心，這次我見到了第三種馬奎斯：沒有裝模作樣，沒有找我麻煩，只有一派輕鬆自在。他其實很喜歡搞笑：我帶了幾本他的書，全都是罕見的珍本，他就說以我一個記者的薪水不可能負擔得起這些版本，所以我的黑錢花完之後下一步怎麼辦？我是不是以為他身為這些書的作者，會出面保釋我？他還說明明是我對死亡的主題特別感興趣，但在第一次的專訪文稿裡，我卻使了個記者慣用的老技倆，寫成好像他才是對死亡主題感興趣的人。看來我的心思早已被他洞悉。

　　這之後我又見過馬奎斯幾次，不過都是些非正式的場合。我最後一次遇見他，是在比佛利山莊的羅迪歐大道（Rodeo Drive），那個下午梅賽蒂斯正在一家時尚名店隨便看看，馬奎斯就陪著在附近溜躂。他開玩笑說，其實他應該回家寫點東西，才能賺夠錢給梅賽蒂斯付賬。上次老外的事件我還是耿耿於懷覺得過意不去，於是我再次向他表達歉意。（過沒幾年老外居然榮獲普立茲獎，不過作品內容跟墨西哥無關就是了。）

　　桑榆之年的馬奎斯，已絲毫不再強求自己非要說些什麼或寫些什麼了。在他最後的幾次公開露面中，某回有位廣播電臺記者毫無分寸就把麥克風硬推到他面前。「如果我接受你的採訪，那我就得接受所有人的採訪了」，馬奎斯耐心跟記者解釋。電臺記者的採訪通常都被馬奎斯拒絕，那位記者也同樣吃了閉門羹，不過馬奎斯也會稍加安撫，說句「孩子，我愛你」。

　　馬奎斯於二〇一四年與世長辭，人們委婉地以「健康日益惡化」，描述他生前最後幾年的身體狀況。為了敬悼大師，我展讀了一篇他早期的短篇小說〈最美的波臣〉（“El ahogado más hermoso del mundo”, 1968 [“The Handsomest Drowned Man in the World”]）。那是一篇絕妙的寓言，有關藝術如何提升最平凡無奇的生命，我認為是他的最佳作品之一。在訪談中我曾經把這個感想告訴他，我想那也是他唯一大感詫異的一次。他告訴我，「但那不過是個寫給孩子看的故事」。

　　新墨西哥市那次訪問的第二天傍晚，他把我們送到附近一間餐廳。他告訴我們，那裡的食物不怎麼樣，不過這頓飯你們會吃得很開心。餐廳深邃幽黑一如洞穴，光線則來自牆上的火炬和桌上的蠟燭。侍者忙而不亂，七手八腳之中自有和諧的默契，而銀質餐具多到我不曉得該怎麼派上用場。侍者在我們桌邊炙烤柳橙，在火焰上快速轉動著，用來調配柳橙咖啡。我計畫中的專訪已經大功告成，我的感覺有點輕飄飄的，輕到差不多足以懸浮在半空中。那感覺就好像身處馬奎斯的故事之中，由大師親自把我帶進那裡──雖然餐廳的食物真的如他所說，還真不怎麼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