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朝清談：論辯文化與三教交涉在南朝的發展

　　本書之撰作，乃將史料文獻中有關南朝談辯的紀錄作出歸納、分類、統整，藉由詳實的資料引述，觀察「南朝清談」在形式與內涵發展上的「複合性」特質，從而指出「南朝清談」乃在「魏晉清談」「名士化」定義的基礎上，隨多重性之文化融合、衍變的歷程與結果。透過此一視野，既可繫聯出清談名士之氏族譜系與社群網絡之精神承傳，亦可觀察清談文化發展至南朝所衍生出多元呈現之光譜及無窮的張力與滲透力。

　　此外，本書亦勾勒出南朝名士如何周旋、調適於當世學術、宗教、文化之變局，從而在語言應對與義學構設上與時俱進，是種在突破傳統中回應傳統之「活清談」，才是「南朝清談」令人讚歎與真正值得觀看之處。而儒、釋、道三教話語的交流與訾應，更屬箇中之典型。如果說南朝論辯文化的發展，乃為歷史上之三教交涉提供了絕佳的舞臺，而三教「吹萬不同」之頻繁對話，同時亦成為「清談」形式與內涵衍化之契機。透過論辯話語的分析，本書觀察並探討了當代各種三教交涉的模態與學理，期藉以釐清言說者理念實踐之話語目的，乃至「話語權」的結構與文化效應。這也正是南朝清談在傳統名士化之美學賞鑒目的外的重要拓展。

 

作者簡介

紀志昌

　　國立中山大學中國文學系教授，曾任該校特聘年輕學者，102年獲吳大猷先生紀念獎。研究領域為魏晉玄學、六朝學術與文化、三教交涉等，著有相關論文二十餘篇及《兩晉佛教居士研究》。

 

緒論：本書研究動機、目的與取徑（摘錄）
 
一、學界目前對「南朝清談」研究的定位與評價
 
本書題名：「南朝清談：論辯文化與三教交涉在南朝的發展」，「南朝」，自劉宋至陳（420-589），近一百七十年時間，相較於魏至東晉（220-420）之二百年，仍是一段不算短的歷史。唯學術史上，南朝清談一直是被忽略或只是被附帶提過的部分，歷來的研究者，皆較少正視它是否也可以作為一個論述主體而存在。放眼學界歷來對清談的研究，大多集中在「魏晉」時期，對於「南朝清談」，則多未予以重視，就算偶一提之，也僅是「魏晉清談」研究的從屬論述，亦即學界至今尚未有專門針對「南朝清談」的全面性研究。這其實涉及對「南朝清談」的評價與定位問題，即「南朝清談」，可不可以作為一獨立的論述範疇而存在？關於這一方面，早期學者如青木正兒，謂南朝清談為「餘勢」；馬瑟氏（Richard B. Mather）以「黃金」到「土泥」，形容魏晉清談之四期，似乎有隨著歷史的演進而每下愈況的情況。又何啟明則言「餘波」；岡村繁氏甚至認為劉宋以後的清談「急遽衰退，徒剩形骸」。較近期學者范子燁則定位為「衰落時期」。即或是唐翼明標揭出此間仍有幾點值得注意，對南朝清談亦仍是以「尾聲」、「只剩下一點回聲」視之，那些在論述上完全輕忽而不論者就更不用說了。
 
雖然「南朝清談」在文化史上的定位似乎並不被肯定，然而可喜的是，也有不少學者願意以較為正面的角度來看待，如趙翼在論述上較能賦予其與魏晉清談同等的分量；王伊同亦認為南朝清談「風會不衰」；板野長八也以猜測的語氣表明，清談於隋末似未必消亡的懷疑。在描述意義上，個人認為余英時先生修正陳寅恪先生的意見，分魏末西晉是「前期」、東晉是「中期」，南朝是「後期」，是可以接受的，至少這讓整個清談史的呈現有其相對地完足性。乃至牟潤孫亦能正視此期清談作為一種文化演變與影響之價值。另如林麗真則將「清談」視為一種延續至南朝於士人之間的論辯行為或文化活動。甚至福井文雅，一反學界之普遍論見，更邏輯地來論清談的本質並非其對象與話題，而是議論的「行為」，至隋並未消亡，反而是合併至唐、宋的「俗講」形式中，不以外延化的思想學派來分類清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