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記
這本書由兩篇小說組成,《杜鵑啼血》寫於八十年代中後期,作為書名的《遠方有風雷》,卻是最近的新作。寫作時間相隔二十多年,照理說,前後時代氛圍和寫作者的心境,都不免存在巨大差距,為什麼決定收在一本書裡呢?答案只有一個。
我想針對歷史,說幾句話。
兩個故事,都不約而同(坦白說,動手寫《遠方有風雷》那段時間,偶爾想到《浮游群落》,卻壓根兒忘了《杜鵑啼血》),採取了抽絲剝繭式的偵探手法,無意中反映了自己上下求索的心理狀態。
《杜鵑啼血》最先刊登在香港的《七十年代》月刊(當時尚未改名《九十年代》,後來又在臺北《中國時報》的《人間副刊》發表,前前後後,聽到過一些迴響。
香港方面傳來的,以一位老左派前輩的意見最具代表性,他讓人告訴我:「你這枝筆,太毒了!」
臺灣的朋友,也有相當強烈的反應,主要意思似乎是:劉匪大任,翻然悔悟,開始反共了。
這真是莫須有的罪名。
我對老左派的思想和信仰,從來沒有為他們進行「解構」的企圖;對於臺灣文藝圈內習慣反共的意識形態,我也毫無興趣轉變他們的口味。
想面對的,無非只是歷史。說得更細一點,其實是歷史進程中的知識份子行為,和知識份子面對歷史的精神狀態。
我所以要寫,當然跟我自己的生活經驗息息相關。通過自己的體會和反思,我覺得我瞭解他們。他們的志氣,他們的命運,他們的悲歡情愁,他們的動搖幻滅和追求,我懂。
而且,歸根結底,歷史是他們的書寫,不論他們最終是否粉身碎骨。
所以,讀這本書,請你務必忘掉任何個人的升降浮沉,也把任何社會組織體制撇開一邊,請聚焦於人類中的這一特殊群體──知識份子。不管你認為他們是否精英或垃圾,這批人,最複雜,最敏感,最好玩,最有意思!
再談一談《遠方有風雷》。
雜誌刊出後,也聽到幾種不同的意見。
一位老朋友說:從來沒有讀過這麼難讀的小說。必須說明,這位老朋友,其實是讀文學出身的,所以,他說「難讀」,絕非他的文學素養不夠,應該是帶著「貶」意的客氣表白。
為什麼自己一點都不覺得「難讀」,他卻困難重重?
仔細想過,問題可能出在這篇小說反映的「歷史」。無庸諱言,由於自己是海外保釣運動的參與者,其中歷史情結,任何細節,很容易舉一反三,但對我這位朋友,他來自大陸,而且是八十年代以後出國,六、七十年代以海外臺灣留學生為主體的保釣運動,他完全陌生。歷史背景陌生,加上我寫作時的‘想當然耳’,要他仔細辨認小說各種細節之間的內在關聯,恐怕不免強人所難了。
我確實意識到這個困難,所以,在一次訪問中,承認這篇小說「有點硬」。這個「硬」字,對於不同背景的讀者,可能有不同的「硬」法。大陸背景的「硬」,是因為對臺灣的陌生;臺灣讀者,尤其是年輕一代的,則對小說反映的「左翼生態」,可能不知所云。
然而,這不更加要求我們嚴肅對待歷史嗎?
可能,我當初構思的時候,未能慎重對待可能出現的問題,把內容篇幅過度濃縮了。假使一開始便規劃為長篇,或許會從容得多。
不過,這裡卻涉及我近年來對於小說寫作美學的一些觀點。
一九八五年十一月,我在洪範版《秋陽似酒》的後記中,寫了下面一段話:
「重讀自己這幾年洋洋灑灑的『大文』,一股膩味,油然冒起在胸臆之間。我平生不太能忍受肥胖臃腫,官僚巨賈的肚子和女人的虎背熊腰以及半生不熟的『劃時代』文體和自以為是的滔滔雄辯,對於我,往往引起無法控制的生理反應。於是自然有了削、刪、減、縮的要求。」
《遠方有風雷》的歷史場景,發生在四十年前。實際上,小說概括的時間,前後大約六十年。六十年,所有今天活著的人,都是這個時間範圍內的產物,處理這樣一個生死相關的歷史,怎麼實現「削、縮、減、縮」的要求?
我覺得,我已經竭盡所能,刮割到只剩筋骨了。
「硬」是沒有辦法的。
還有一位老朋友,長年寫作的老朋友,提了另外一種意見。
他說:為什麼不把「母親的故事」換成另一種觀點?好像《羅生門》,小說不就「立體」了嗎?
慚愧,寫作的時候,從頭到尾,這一類的念頭,完全沒有出現。
難道把「技巧」和「人性」,忘得一乾二淨?
讓我先談一談「技巧」和「人性」,再回到「立體」這個問題。
首先,我並不覺得《羅生門》那麼「永恆」。我說的是電影,不是芥川的小說。眾所周知,黑澤明的電影是結合了芥川的兩個短篇(《羅生門》和《籔中》)改編而成的。那個做法,當年確有石破天驚的效果,今天看來,也不過爾爾。「人性」再複雜難測,「技巧」再出人意料,套用五十年前的思路,未免太懶惰了吧。
其次,所謂「立體」,看你要建立什麼東西。
通過「人性」和「技巧」建立的所謂「立體」,這個「立體」,我看相當脆弱,人性七情六欲,無論怎麼結合,也不過幾十種形態。自從西風東漸以來,從佛洛伊德玩到哈伯瑪斯,從意識流玩到魔幻超現實,什麼花樣都有人玩過,又怎麼樣呢?抄襲模仿裡面,沒有歷史。
前面說過,我只想面對歷史。
《遠方有風雷》是小說,也是歷史。這個小說,這個歷史,自有它的「立體」。
這個歷史的「立體」,大概是通過三個不同的觀點呈現。「母親」代表一種歷史,「父親(雷霆)」代表另一種歷史,「我(雷立工)」代表又一種。
小說一開始便聲明要「恢復真相」、「還他公道」。
「真相」必須概括承受上面提到的三種「歷史觀」。
「公道」呢?南方朔先生指出,是要還保釣一個公道,我覺得還可以放大加深,因為,這段歷史,雖然濃縮在海外一批左翼學生的活動,卻反映著六十年來國共兩黨對立形成的國家分裂。這個陰影的底層,毫無疑問,是中國文明系統近兩百年接近滅絕邊緣的巨大陰影。
知識份子小說,尤其是中國的,必須老老實實,不能回避這個深淵。
劉大任
二○○九年十二月十八日
紐約 無果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