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變化與鎮江──近代中國的戰爭、商業與技術 (電子書)

致謝
中文版序
導論

第一章 日漸成形的全球與十九世紀前的中國

第一部分 戰爭是負面接觸的方式

第二章 鴉片戰爭前的鎮江
第三章 鎮江之戰
第四章 侵略者與被侵略者

第二部分 跨區域貿易和亞洲貿易網絡

第五章 十九世紀的貿易體系轉型
第六章 連接南北貿易
第七章 上海貿易網絡

第三部分 中國社會與西方技術

第八章 蒸汽航行與西方經濟擴張
第九章 小蒸汽船時代
第十章 外來技術與地方社會

結論
主要原始資料
引用書目
索引


 

中文版序（摘錄）

　　社會學家邁克爾．布拉沃伊（Michael Burawoy）曾呼籲我們去研究「全球民族誌」，去瞭解全球變化過程中，人們真實的生活體驗和經歷。我的研究是對這一呼籲的回應，但不同於布拉沃伊僅關注以西方國家為主的「後現代世界」，我將目光投向中國社會，研究十九世紀初至二十世紀初普通人的生活，以此來揭示在這一時期全球變化（Global transformations）是如何與中國地方社會的變化交融的。

　　我的主要目的是捕捉這一時期中國社會變化的動態。我認為這些變化本身，是在全球範圍內歷史變遷與中國地方社會內部變化相互交融的基礎上滋生的，而這些地方社會的變化又以中國文化為背景。在本書中，我不僅會闡述中國社會如何在全球變遷中發展，還會展示各階層人們如何在現實生活中與全球變化磨合。在這一磨合過程中，他們依靠自己的努力來推動整個中國社會的發展。

　　這本書的主要研究對象是中國地方社會在1830年代至1930年代這一百年間，如何與三個主要的全球變化互動。這三個變化為近代帝國主義（modern imperialism）的興起、世界經濟一體化的加速，以及西方國家機械化技術在其他國家和地區的傳播。在中國，這些變化以以下幾個形式呈現：西方工業化國家發動的鴉片戰爭；以上海為中心的亞洲貿易網絡的形成，從而引發了中國內部跨區域貿易的轉型；和西方蒸汽船技術的引進和應用。這些變化與同一時期在世界其他地方出現的情形相呼應，其中包括西歐國家、美國和日本爭奪對亞洲（中亞和東亞）、大洋洲和非洲領土的直接控制權，東亞貿易網絡的崛起並向亞洲其他地區擴張，以及蒸汽船在大西洋、密西西比河流域和尼羅河沿岸的運用。這些變化不僅給中國地方社會帶來了一連串挑戰，同時也改變了人們熟悉的生活環境，儘管在某些情況下為普通人帶來了新的生活機會。本書旨在探討這些全球變化如何與中國地方社會內部的變化結合，以至於最終凝聚成了一個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歷史變遷過程。

　　這項研究基於我對全球和地方關係的理解。我認為全球和地方是一個整體，而全球變化是透過地方社會的變化來實現的。全球變化源於每個地方社會內部，既作為地方社會變化的一部分，也存在於「全球與地方聯繫的多樣性、重疊性和在各領域內的延伸」中。只有當全球變化納入地方變化時，全球變化才真正成為「全球性」的。作為十九世紀全球變遷的一部分，包括近代帝國主義的興起、世界經濟一體化的加速和西方工業化技術的傳播，全球變化的結果是使各地區和個人之間，以及不同文化、社會和遙遠的地方之間互聯、互通和互動的增加。這些變化既不源於西歐國家，也不基於歐洲文化。

　　同時，我也認為全球和本地之間的互動既不是全球接管本地（如喬治．里策﹝George Ritzer﹞認為的那樣）導致不同地方社會同質化，也不是不同地區之間衝突日益加劇（如塞繆爾．杭亭頓﹝Samuel P. Huntington﹞所認為那樣），導致所有地方社會的異質化。這種互動是全球變化和地方社會之間的磨合過程。在這個磨合過程中，全球變化會逐漸滲透到每個地方社會，而每個地方社會也會在與之積極互動中逐漸成為其一部分。最終，兩者會融為一體。也就是說，當全球變化改變了人們原有的生活狀態並對其造成破壞時，人們為了生存會做出各種努力，規避這些變化帶來的困難，同樣也會利用這些變化所帶來的機遇來改善自身處境。因為在每個全球變化的表面下，存在著人們求生存的本能和改善生活的願望、努力和能力。這些本能、願望和能力是人類歷史發展的驅動力。在這驅動力下，人們透過改變每個地方社會而最終改變全球。

　　因此，我不同意包括羅伯遜（Roland Robertson）在內的混合化理論的倡議者的觀點，因為他們往往將地方社會視為全球變化的「適應者」，或者說在將全球變化納入人們生活的過程中，起到「適應性」角色的社會。相反，我認為人們是全球變化的積極參與者。在這方面，我贊同拉尼．魯布迪（Rani Rubdy）和阿爾斯古夫．盧布納（Alsagoff Lubna）對混合化理論的批評。和他們一樣，我也認為人們有能力「根據他們自己的本地框架和傾向」，根據自己的需求、欲望和利益創造性地參與全球變化。

　　我根據以上概念來理解全球和地方之間的共生（symbiotic）關係。我把它們看成是一個連續體，而不是像一些人所認為的那樣是一種分割和對立的二元體。12我是基於對全球和地方之間關係的這種理解來體會羅伯遜所說的「全球只體現在地方」的涵義。

　　最後，關於全球變化的結果，我和瑪律科姆．沃特斯（Malcolm Waters）以及大衛．赫爾德（David Held）及其同事持有類似的觀點，他們都認為全球本身「體現了社會關係和人與人之間互動的空間組織的轉變」。但是，我強調全球變化對人們之間的經濟、技術、政治、文化和社會聯繫產生了特定的影響，不僅在一個特定地理位置內部，而且在每個地理位置的內外之間。同時，我不像安東尼．紀登斯（Anthony Giddens）那樣，將全球化視為現代化的完成。相反，我認為全球變化是長期歷史變遷的一部分，始於世界各地，並在每個地方社會中發生。

　　為了瞭解中國地方社會在十九世紀到二十世紀初如何與全球變化交融，我著手了以下研究。在這一時期內，中國社會經歷了前所未有的歷史性演變。我想向讀者展示中國老百姓是如何在這一過程中生存下來的。他們不僅面對挑戰，而且成功地駕馭全球變化所帶來的機遇，改變自己所處的地方環境，並由此使整個中國社會走上了其獨有的近代化道路。為了更好地讓讀者理解我這本書的理論立足點及其意義，我在此書的中譯版中增加了這一序言。在此，我將梳理西方社會科學和人文科學在近幾十年的發展軌跡，讓我的讀者們看到近些年，西方學者如何透過各種努力最終擺脫了以歐洲為中心的世界史觀，並因此讓我有機會從全球和地方的雙重角度來探討中國歷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