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 序
漢代學術的主流是糅合陰陽家與儒家思想為一體的天人之學。這派學說是由董仲舒(前190?-115?)奠其宏基,而由班固(36-92)集其大成。董子立論之初,是主張以天統君,假神道設教,目的在使大一統的皇帝在意志上、行為上不能不有所畏忌,以便接受儒家的政治理想。此蓋儒家精神在專制政體下被迫成的微妙宗教性轉變,其情至為可憫。可惜,董子是以神學家的姿態出現於歷史的,其潛藏的用心未必真能為其後的漢儒所體悟,所以從董子到班固前後約歷兩百年,儒生之言陰陽者並不能固守董學的宗旨,以致逐浙走入末流。說明這個現象最明顯的證據就是哀平之際讖緯之學的興起,以及東漢時祥瑞之說的盛行。讖緯多浮說虛詞、怪誕無稽之言,有違儒家的人文精神;祥瑞意在粉飾太平,致使儒生爭相為王朝歌功頌德,盡喪董子立論初旨。此二者相輔而行,績效更是可觀。這種淪敗的現象當然要引起有識之士的反感。
在反對的聲浪中,以王充的《論衡》最具有代表性。據史載,較早的反對派學者,如尹敏、賈逵、張衡、鄭興等人,均只針對讖緯發論。第一位著書以「尊王賤霸,非圖讖,無仙道,綜覈古今,偭僂失得,以及儀象典章、人文樂律」(嚴可均語)的是桓譚。但桓譚所作《新論》,泰半亡伕,僅存嚴可均所輯諸佚文。以此言之,時代略晚於桓譚的王充所作的《論衡》,遂成為現存漢代歷史上第一部有系統地抨擊當代正統思潮的巨著。王充此論開往後學者批評之風,以致有王符(約生於和安之際,卒於桓靈之際)的《潛夫論》以及仲長統(179-220)的《昌言》相繼問世。從《潛夫論》全帙和現存的《昌言》數篇文字看來,王符與仲長統在立論的宗旨和思想的體系上,都與王充有先後承繼的關係;但若就篇幅之廣大、思想之創發性,以及言論之犀利言,此二人的著作均不如《論衡》可觀。這就是王充在漢代反正統的思想史上應奪魁首的主因。
《論衡》之值得吾人再三研討的原因多端,而最主要的原因有二:第一,在漢代王充之言被視為異端、「一隅之說」(《後漢書‧王充傳》范曄語),因此《論衡》曾沈寂百餘年,到晉武帝以後才漸得廣為流傳。其後學者常因個人的好惡和時代的思潮而對《論衡》作互異的褒貶,可謂言人人殊,莫衷一是。即使在兩千年後的今天,學者對《論衡》的評價之爭,依舊未能塵埃落定。第二,王充以其特殊的立論方法、漫長的寫作過程和微妙多變的心路歷程,導致《論衡》中許多形似矛盾的議論,常使其立論宗旨隱晦難明,有待澄清。
本書的內容主要分成兩大部分:一為外圍因素的研究,一為內在思想的剖析。外圍因素的研究,包括從王充評析的回顧與反省,把握王充研究的幾個基本問題;從王充的身世、性格與時代背景,剖析《論衡》的寫作動機和立論宗旨;從王充對先哲時賢的看法,探討王充的思想淵源。過去的學者,在這方面的研究稍嫌籠統粗疏。本書特闢海峽兩岸以及東洋與西方學者對《論衡》的看法諸節,以增廣吾人對《論衡》的認知角度,並加強吾人對《論衡》的思想史之地位的判斷力。其中,西方學者談《論衡》與古代西哲的思想之近似處,實可發展為比較哲學的有趣論題,希望此文能產生拋磚引玉的作用。至於海峽兩岸學者持論之不同,說明影響哲學取向的因素多端,研究哲學問題,絕對不能將它孤立於社會情實之外。此外,筆者依內容分《論衡》各篇文字為若干組,然後配合時代背景,說明各組文字的著作動機,藉以印證范曄評《論衡》為「釋物類同異,正時俗嫌疑」(《後漢書‧王充傳》)諸語。
至於內在思想的剖析諸章,除了從天道、性命、鬼神、知識諸事論王充的思想體系與其在思想史上承先啟後的作用之外,也兼及王充的立論方法和邏輯思想的特色。過去研究王充的學者們,往往只著重王充哲學的內容,而忽略了王充哲學的方法。我個人覺得王充哲學最大的妙趣,與其說是在於思想內容,毋寧說是在於立論方法。而事實也常證明:不明王充立論方法的妙趣,便不解王充思想的真諦。這對於幫助吾人排解〈問孔〉、〈刺孟〉和〈亂龍〉諸篇所致的疑惑最具卓效。此外,又別立「宣漢說」一章,論王充宣漢的目的與心態。因為王充是否媚漢、是否相信符瑞,一直是學界爭論的問題,這大大影響到學者對王充的人格與哲學內容之評價,不得不予以釐清。
最後,要待別澄清的是,讀《論衡》絕不可斷章取義,妄下評語。必須讀竟全書,前後觀照,才能有真正的認知。前人對《論衡》褒貶互異,部分原因即在於各人所見止於片斷,而非整體。再者,王充的人格受到環境的扭曲,以致其議論不止存在著「無心之失」的謬誤,也存在著「明知故犯」的詭辯。但詭辯也是一種謬誤。吾人不能陷入謬誤論者的窠臼中,誤以為結構上的謬誤必導致結論的謬誤;更不能誤以為議論上的謬誤,就是作者腐敗的表徵。換言之,在王充三十餘萬言的著作中,吾人不得以偏概全,也不得以言廢人。
本書的宗旨,是在藉上述各部分的研究,予王充思想一公允的評價,並為他在中國思想史上尋一定位。但心雖嚮往之,力未必能逮。謹以此就教於諸方家。
林麗雪
一九九一年夏於南卡客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