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後日本政界戰爭觀研究

序 言步 平
第一章 美國占領時期對戰爭責任的追究與放棄
第一節 「終戰處理內閣」的戰爭責任意識
一 「一億總一阡悔」論及其實質
二 幣原內閣的「大東亞戰爭調查會」
三 天皇退位·
第二節 美國占領政策的轉換、東京審判與「對日講和條約」
一 美國占領政策的轉換和反民主化逆流
二 美國主導的遠東國際軍事審判
三 寬大和片面的《舊金山對日講和條約》
第三節 戰爭責任意識的淡化與沉渣泛起
一 釋放戰犯，重新啟用負有戰爭責任的政治家、官僚以及舊軍人、司法、警察等人員
二 「內向型」追悼式及參拜靖國神社
三 軍人「恩給」制度的復活
四 文化教育界的復古倒退
五 極端民族主叉團體的抬頭
六 舊右翼團體的復出及其特征
第二章 日美安保體制下的反動政治回潮
第一節 「體制」的確立與修憲論的抬頭
一 「體制」與保守主義政治
二 反共排華的國策與修憲論
三 岸信介上台
第二節 岸信介內閣的倒行逆施
一 強化日美安保體制，構築反共排華的橋頭堡
二 對內施政的反動和倒退
三 岸信介內閣同右翼勢力的關系
四 右翼勢力對勤務評定、警職法改定斗爭的干擾與破壞
第三節 新安保體制的確立與右翼促進運動
一 安保斗爭的掀起
二 右翼勢力的集結和促進安保改定運動
三 右翼暴力活動廈流血事件
第四節 三池爭議、安保斗爭的余波及右翼勢力的反撲
一 三池爭議和右翼的介入
二 社會黨委員長淺沼稻次郎被刺殺事件
三 襲擊中央公論社社長嶼中 二事件
四 「三無事件」
第三章 經濟主義政治下的皇國史觀暗流
第一節 復古主義思潮的涌動
一 軍人及戰沒者遺族「恩給金」的增加
二 把月日定為「戰沒者追悼日」
三 軍人授勛制度的恢復
第二節 靖國神社「國家護持」運動
一 日本遺族會的成立
二 自民黨國會議員的推波助瀾
三 終成「廢案」
第三節 背道而馳的「昭和維新運動」
一 「紀元節」的復活和「明治維新百年祭」
二 元號法制化與昭和天皇在位年紀念活動
三 年安保斗爭
第四節 反動戰爭觀的抬頭與教科書問題
一 林房雄的《大東亞戰爭肯定論》
二 教科書「改惡」傾向
三 家永三郎教科書訴訟案
第五節 新右翼的登場與「民族派運動」
一 新右翼學生團體及其極端民族主義的政治觀
二 三島由紀夫事件
三 「民族派運動」的展開及特征
第四章 新保守主義登場、戰爭責任問題尖銳化
第一節 執政當局的政治右傾化
一 中曾根康弘的「戰後政治總決算」
二 「公式參拜」靖國神社運動
三 昭和天皇即住年紀念活動與「大嘗祭」
第二節 第二次攻擊教科書逆流
一 篡改歷史的教科書問世
二 《新編日本史》的反動和荒謬
三 文部大臣藤尾正行「失言」的背後
第三節 改憲運動與日本戰爭責任問題的尖銳化
一 改憲運動的掀起與曲折
二 戰爭責任問題的尖銳化
第四節 新右翼的恐怖活動及對新聞媒體的襲擊事件
一 兩支「義勇軍」的暴力恐怖活動
二 「赤報隊」襲擊新聞媒體事件
三 新右翼對新聞媒體的恐怖活動
第五章 「體制」崩潰、《大東亞戰爭的總結》出籠
第一節 《大東亞戰爭的總結》的出籠
一 細川護熙講話與自民黨的反響
二 《大東亞戰爭的總結》的作者及其戰爭觀
三 《大東亞戰爭的總結》的出台
第二節 《大東亞戰爭的總結》批判
一 中村粲的歷史觀
二 上杉千年的「教育改革」主張
三 江藤淳的日本「有條件投降論」
四 西部邁對東京審判的抨擊
五 名越二荒之助的幻燈解說
六 佐藤和男的「新發明」
七 西尾干二的《日本與納粹阿罪乎》
八 田中正明與他的南京大屠殺「虛構說」
九 富士信夫對東京審判的全面否定和抨擊
十 高橋史朗對日本戰後占領政策的抨擊
十一 小堀掛一郎的荒謬
十二 岡崎久彥的「戰敗國歷史觀」
十三 太原康男的從「終戰」到「開戰」的五個「新視點」
十四 出雲井晶的「神話教育」的背後
第六章 政界要員的戰爭認識與「國會決議」風波
第七章 政治右傾化的加劇、歷史修正主義思潮泛起
第八章 新世紀不協調的「噪音」
終章 日本戰後責任論
主要參考文獻

2001年4月，日本「新生代」政治家小泉純一郎當選為內閣總理大臣後，立即宣稱要在任上做四件大事：即修改憲法；重新解釋「集團自衛權」；制定《有事法制》和正式參拜靖國神社。當年8月13日，在日本宣布投降即保守派所謂的「終戰紀念日」即將來臨之際，他果然不顧國內外民眾的反對，邁入靖國神社進行了參拜。此後，他不僅連續四次固執地參拜靖國神社，而且操縱國會通過了《有事法制》，打著「集團自衛權」的旗號向伊拉克派出海陸空自衛隊，同時，以修改憲法第九條為主要目的的保守派的改憲活動也緊鑼密鼓地進行，歪曲歷史的扶桑社的教科書再次獲得日本文部科學省的審定通過，這一切都引起亞洲以及全世界的矚目和強烈抨擊。

今年是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60周年，也是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戰爭勝利60周年，在世界各地都在呼吁和平與發展，聲討和反對侵略戰爭的時候，日本列島卻不斷傳來不和諧的聲音。為什麽戰爭已經過去半個多世紀之久，圍繞著日本的戰爭責任和歷史認識問題，日本當局始終不肯像德國那樣，謙虛地反省，由衷地謝罪呢？為什麽在無可辯駁的歷史事實面前，日本朝野上下不斷掀起波瀾，炮制歪曲事實真相的「大東亞戰爭肯定論」、「自存自衛論」和「亞洲解放論」呢？究其根本原因，不能不說日本執政當局的戰爭觀和歷史觀在起著決定性的作用。

黑龍江省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研究員王希亮同志經過多年的積累和研究，撰寫了這部關於日本政界戰爭觀問題的專著，在紀念抗日戰爭勝利60周年的日子里，與廣大讀者見面了。王希亮同志曾受國家教委公派赴日學習，後來在日本學習、工作多年，積累了較豐富的資料，並有駕馭日語的能力，回國後又多年從事日本戰爭責任和歷史問題的研究，所以成功地完成了中國社會科學院中日歷史研究中心的課題任務。

作為這部專著的「序言」，我想首先有必要國境線日本的戰爭責任和歷史認識問題，向廣大讀者揭示日本戰後以來的種種倒行逆施之舉及其實質。人們知道，1952年，美國主導的《舊金山對日講和條約》生效後，圍繞著戰爭性質、戰爭責任以及歷史認識等問題，日本執政當局便有計划、有步驟地開始了顛倒歷史，為戰爭翻案的活動，出台了一系列為戰爭「正名」和推卸責任的法規、政策和舉措。1952年，日本眾議院就出台了「關於BC級戰犯」的決議，決定要采取「迅速而適當的措施」解決BC級戰犯的在押問題。1953年8月，眾議院又做出更強硬的決議，聲稱：

根據國民的懇請，如不全部赦免戰爭犯罪的受刑者，有傷國民的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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