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在當代文化地理所說的「東亞」的範圍內，中國佔據著特殊的位置，無論人口、面積、歷史以及文化影響，中國都佔了相當大的比重。籠統說來，前現代的東亞世界可以說是以中華文明為核心所展開的天下秩序。但這樣的籠統說來，畢竟仍是籠統，因為價值意義的世界須經由世界內的各成員彰顯而成。也許我們理解東亞秩序內的東亞文明與各成員國的關係，不要使用量範疇的大小模式，而是使用佛教的因陀羅帝網的思考圖式，也就是使用「一在多中、多在一中」那種光鏡交相射攝的圖式，彼此互為主體，可能更為恰當。在當今世界，共享共榮、互為主體的國與國之關係應當較能體現平等的價值。
國際間平等的追求無礙於文化的傳播與交流，因為文化的傳播縱然都有從傳播者一方流到接受著一方的過程，但只要傳播的規模夠大夠深，攝受者一方通常會發展出新的文化型態，因而反饋原傳播者的文化。如果我們不從政治著眼，不拘囿於部落性格的民族主義情結，而是以文化為主體，那麼，文化的傳播絕不會只是單程的文化之旅，它更像洋流般的循環互動，此岸與彼岸間的內容不斷交換。基督宗教由西亞傳向世界，佛教由印度傳向四方，全球各地多產生新教派，發展出新教義。花開多葉，粲然映照，因而更豐富了原來的佛教與基督宗教的內涵，就是個明顯的事實。
中日間的文化交流也是循環互動的良好例子，此次循環互動的場域即在太平洋西側的東海領域內展開。在東亞區內，日本因為隔著大海與中國相望，所以在政治上，兩千年來，它具有更像近世主權國家的格局。中國是一個天下，日本也是一個天下，日出之國與日落之國隔著東海，分別展開自己的生命行程。但歷史總是複雜的，大海是兼具慈悲與凶狠的雙面夏娃，它不是死巷，也不是單行道。大海可能曾經阻礙了兩岸地區的來往，但一旦文化的力量夠大，夠成熟，大海又往往成了兩岸地區文化交流的管道，而且是條極寬闊、極暢達的大道。兩千年來，東海此邊的宗教、哲學、藝術、文化傳到彼岸，這些外來的文化因素在扶桑三島本土化後，它發展出新的型態，它又回饋到原傳播者的另一岸，因而產生了新的文化效應。十九世紀末以降的清國、民國的學生大量留日，彼岸的文化思想透過和此岸有千絲萬縷連結的載體（如已在彼岸生根的漢字、儒教、佛教、南畫），再回傳到禹域。雙方受益，這個巨大的交流過程深刻地鑄造了近現代中日兩國的整體性格。
本圖錄的大宗展現了從明晚到民國時期，旅日或涉日華人的書畫作品。這段期間大體即是日本學者島田虔次（1917-2000）、溝口雄三（1932-2010）等人所說的「中國近代思維」的時期，如果依日本的歷史衡量，這段時期的尾端連接了中日嚴重衝突的大正、昭和時代，往上則接續了兩岸交流規模相對少了些的日本安土桃山時代，也就是本圖錄蒐集的作品大體集中在德川幕府時代，但往下亦延伸至戰後時期。這段時期是從華夏西來的儒教、佛教、書畫、藝術在日本留下深層積澱並被轉化的重要階段，德川政權雖然採取鎖國政策，但兩岸人民透過寧波、長崎等港口，冒著風濤洶湧的凶險，持續來往。
其中由中土前往日本發展的僧侶、商人、書畫家尤多，日積月累，其文化規模竟然蔚為一代之風雲事業。論及江戶文化，我們如果沒有將從禹域傳來的儒教、佛教、書畫等等計算在內，其圖像應當就不會完整。
臺灣進入有較為明確的歷史性格的年代較晚，1624 年荷蘭東印度公司在臺施政、1661 年明鄭入臺是兩樁重要的指標。臺灣是帶著近代性印記的年輕島嶼，現代之前的文化臺灣與江戶日本史的時間高度重疊。早期的臺灣是四通八達、各民族湊集的島嶼，原住民與漢民固然是大宗，但大和民族也是出入島嶼極早的族群。本圖錄所收內容雖然以東至扶桑的大陸文人、僧侶、外交官及書畫家的作品為主，但臺灣與大陸以及臺灣與日本，都有複雜的兩岸的關係，這種特殊的兩種兩岸關係將東海周邊區域連成一片，呈現了緊密編織的交流網脈。所以這些作品固然可歸類在中日交流的知識範疇下，但也曲折地反映了臺灣在東亞地區特殊的處境。處在東亞大陸與扶桑列島之旁的臺灣之命運與東亞交流的歷史分不開，臺灣的本質在臺灣與四周的交流之歷程中展開，了解關係即了解本質。
本圖錄蒐羅晚清以降臺灣與日本交流的作品較少，也較少蒐羅江戶時期中日交流的日方學者或書畫家的作品，這兩塊構成東亞地區交流的書畫會在另外的圖錄裡呈現。
東海是上天贈予東亞地區人民友善交流的天然大道，中日之間、中韓之間、日韓之間、臺日之間、臺海兩岸之間都當是共生共榮的海域。此區域內的任何爭執都當視為通往更深廣的和解的前奏，近、現代的東亞交流之挫折並沒有回應浩浩東海的呼喚，我們需要文化的而非權力的地緣政治學，圖錄之名即是我們的期待。
國立清華大學 哲學所暨通識中心 講座教授楊儒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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