譯序
鄧鴻樹
每個讀者心中都會有「那本書」。無論是不得不讀的課本，還是消磨時間的閒書，或是讀不下去的巨著，書架的角落總有一本捨不得丟的書。
「那本書」就這樣被擱著，成為光陰的足跡；隨著年歲漸長，變得愈來愈不起眼。直到某種因緣際會，往事閃過腦海，「那本書」不再模糊。你會突然看見過去的自己：「那本書」就在身旁，一直都在。
《吉姆爺》正是譯者的「那本書」。
本書翻譯期間正值全球疫情爆發，有段時間世界被迫安靜下來。譯者在此詭譎氣氛裡重讀《吉姆爺》，耳邊不斷響起的是作家殷切傾訴的肺腑之言。
譯者對這本小說特別有感。期盼「手工精製」的譯文能換得情感的浮水印，為讀者完好保藏原著不被消音的話語。
本書為國科會經典譯注計畫成果，得以順利出版，首先要感謝人文處推廣經典所做的努力。最後，希望本書能成為讀者放不下的「那本書」，在經典文學的世界有所領悟，如《吉姆爺》名言有云：“usque ad finem”。
作者按語
康拉德
自從這本小說以書本形式發行後，就盛行一種說法：我的寫作過程暴衝。有些書評家宣稱，原先以短篇故事構思的這個作品，後來發展超出作者掌控。有一、兩位評論家在故事裡發現證據可佐證此說法，似乎令他們自得其樂。他們指出敘事形式有其限制。他們主張，無法期望有人講故事能持續那麼長的時間，也無法要求別人聽那麼久。這種故事，他們說，並不太可信。
歷經十六年反覆思索，如今我已沒把握他們說得通。很多人都知道，熱帶與溫帶地區都有人熬夜「尬故事」。然而，本書講的只不過一則軼事，其中還有幾處停頓能讓人稍事休息；至於有關聽者耐力的問題，我們必須先接受一個假設：故事本身會是引人入勝的。這個假設是必要的前提。倘若我並不相信這會是引人入勝的故事，當初根本不會動筆。另外，有關體力是否可行的問題，我們都知道有些國會演說可長達六小時，比原訂三小時還久得多；而且，我還想指出，小說裡馬羅的口述能在三小時內大聲朗誦完畢。除此之外――雖然我在故事正文盡量不提這種無關緊要的細節――我們能假想，說故事當晚現場一定會有點心、礦泉水之類給口述者助興的餐點。
但說真的，實情是我原本構思的故事確實是短篇，只打算寫到朝聖船情節；僅此而已。這個構想還算合理。然而，某些因素使然，我寫了幾頁後覺得不滿意，就把故事擱在一旁好一陣子。直到已故威廉．布萊克伍德先生建議我再寫點東西登在他雜誌上，我才把抽屜裡的手稿拿出來。
那時候我才察覺，朝聖船情節很適合發展成一段隨興說出的曲折故事；我也同時意識到，那起事件能帶出一個單純敏感的角色來生動刻劃「存在感」的全貌。可是，這些初步基調與心情悸動在當時仍混沌不明；經過這麼多年後，往事也不見得會更加明朗。
當初被擱在一邊的那幾頁手稿，就題材選擇而言，並非毫無分量。但手稿後來都被我仔細修改。我坐在桌前改寫時就知道這將會是長篇作品；然而，我並未預見這個故事後續將分十三期刊登在「布誌」。
有時候我會被問到：本書是否為自己最喜愛的作品。無論於公於私，甚至涉及作者與作品之間的微妙關係，我都十分排斥偏愛。原則上，我不會偏愛某部作品；不過，聽到有些人特別喜愛我的吉姆爺，我不會刻意感到傷心與厭煩。我甚至不會說我「搞不懂。……」不會的！可是，有一次我真的被搞迷糊，還著實感到詫異。
我有個朋友從義大利返國，在那裡曾與一位不喜歡本書的女士聊天。我得知後當然感到遺憾；但令我詫異的是她不喜歡的理由。「你知道嗎，」她說，「從頭到尾悶得要死。」
此說法足足讓我煩惱一小時。最後，我得到的結論是，雖然已考量本書主題與女性典型情感格格不入，該女士應該不會是義大利人。我懷疑她究竟是不是歐洲人？無論如何，具有拉丁情操的人絕不會認為念念不忘失去的榮譽會是很悶的一件事。那種耿耿於心的意識可能是錯的，也可能是對的，或可能被認為是假惺惺而遭受譴責；再者，或許我的吉姆並非常見的普通類型。但我敢在讀者面前打包票，他不是冷漠扭曲的想法所生的產物。他也不是北方迷霧的人物。有個晴朗上午，在東方一個錨泊地的平凡場景，我看見他的身影經過――引人注目――耐人尋味――陷入愁雲慘霧――全然靜默。本來就該那副模樣。我要做的，就是盡最大同情心尋求最貼切字眼來傳達他的意義。他「屬我族類」。
1917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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