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經心事：吳守禮精選集

圖版
「人文大師系列」編輯前言／梅家玲
編輯凡例
導讀──君子安雅，樂以忘憂／楊秀芳

輯一 閩南戲文的校勘整理

保存在早期閩南戲文中的南管曲詞
從「可遇不可求」談早期閩南方言文獻的校理、續談
《明嘉靖刊荔鏡記戲文校理》研究序說

輯二 閩臺語言的研究

一百年來的閩南系臺灣話研究回顧
福建語研究導論──民族與語言
臺灣方言的來龍去脈
閩南方言的「讀音」和「語音」雜談─―兼釋「音字脫節」的現象

輯三 國臺字典的編纂

閩南方言過臺灣──《綜合閩南臺灣語基本字典（初稿）》代序
《國臺對照活用辭典─―詞性分析、詳注廈漳泉音》序

輯四 漢語文的研究

從「讀書音」「語音」談到「教」「車」及「核」字的破音應用──國臺音比較的斷章

吳守禮生平與著作年表


 

「人文大師系列」編輯前言

梅家玲（國立臺灣大學中文系特聘教授、兼現代中華文明研究中心主任）

　　「現代大學」的興起與建制，是教育文化史上劃時代的盛事。它不只引進現代國家的各種觀念與知識，更牽動此後知識體系的重構，教育理念的調整，文學書寫的新變，以及整體文化素養的提升，影響國家社會未來的走向甚鉅。1931年，梅貽琦校長在清華大學的就職演說中曾表示：「所謂大學者，非謂有大樓之謂也，有大師之謂也」。則又清楚地揭示出：能夠開創學風，陶染學子的「大師」，正是「大學」所以形構的重要骨幹。

　　對於「人文」學科而言，「大師」其實還另有特殊意義。我們的文化傳統素來講求「尊師重道」；所尊之「師」，往往不僅止於傳授知識與技藝的「經師」，更是兼具風範，能以其理念襟抱感召學子的「人師」。特別在風雨如晦的年代裡，有心的知識分子身處艱難，卻仍然戮力於斯文。無論課堂教學、研究著述，抑或是文學書寫，在在體現出各自的時代承擔與文化追求，為社會厚植人文根基，也引領國家未來走向。尊之為「大師」，亦屬實至而名歸。

　　國立臺灣大學是臺灣第一所現代大學，自成立以來，即有人文學科之設置。1949年以後，更因兼納來自中國大陸與原本在地的學者，成為戰後臺灣高等教育的重鎮，多年以來，深耕於臺灣的人文教育與學術研究，成果斐然。其間，前輩師長們的開拓導引，自是厥功甚偉。飲水思源，在臺大即將迎來百齡校慶之前，爰有「人文大師精選集」系列叢書之編選。

　　此一「人文大師」系列，係由臺大出版中心與臺大現代中華文明研究中心共同合作進行。2022年間，校方即已啟動百齡校慶的各項活動規劃，其中之一，即是由各學院分別推選若干位「光榮人物」，以供編入臺大「百年榮光」專輯。為此，文學院兩度邀集系所代表召開會議，最後共同推選出二十七位師長。這些師長們的學科領域遍及文學、歷史、哲學、考古人類學，可謂各從不同面向，為近百年來臺灣的人文研究與書寫做出重大貢獻。「人文大師」系列以此為據，精選師長們的個人代表作，彙為專集，選文大致依循以下四項準則：

　　一、能體現其人學術貢獻或文學成就之篇章；
　　二、未曾收錄於相關文集中之重要篇章；
　　三、能呈現其人風骨與時代精神之篇章；
　　四、具有開啟未來研究潛能之篇章。

　　此外，各集主編亦為該集撰寫「導讀」，深論全集之要旨。於是，各冊「精選集」便也並不僅止於「精選」各「大師」的著述而已。選集中或蒐羅佚文，或將原本的外文著述譯為中文，實多有學術研究的參考價值。雖然囿於版權及編者等因素，未必能為每位師長編選專集，仍希望藉此彰顯「大師」之成就、貢獻及時代意義，更為後續的相關研究開啟端緒。「人文大師系列」因此是回顧的，它以感念之心，向惠我良多的前輩師長致敬；也是前瞻的，試圖召喚新一代的學子繼往開來，共同迎向下一輪人文發展的盛世。

導讀

君子安雅，樂以忘憂（摘錄）
楊秀芳（臺大中文系榮譽教授）

　　一、前言

　　吳守禮先生生長於書香門第，幼承庭訓，以母語臺語誦讀古典漢文，又在赴日工作的機會中，學習北京語，擁有臺語、北京語、日語等多種語言能力。在那個年代，吳先生作為臺語研究的先行者，一方面整理文獻目錄，總結前人的成績；一方面研究臺語，並開創閩南戲文校勘整理的工作，立下了前人未有之功。在臺語的研究上，吳先生從漢語方言及戲文資料中，認識到語言的歷史縱深，將臺語的研究從當代跨出，建立了歷時觀點的研究角度。

　　先行者注定是寂寞的，因為他的志業在他的時代不為人所知。先行者又是無怨無悔的，雖然寂寞卻一往直前、永矢弗諼。吳先生在臺語不受重視的時代氛圍下，仍然抱殘守缺，數十年孤軍奮戰，努力校理以出版閩南戲文，免其湮沒失傳；這份執著，背後有著什麼樣的精神支撐，思之令人動容，無比感佩。

　　本選集精選吳先生十篇代表作，從中可以看到先行者篳路藍縷以啟山林的堅持，而字裡行間所透露的對學問的執著，生動地描繪了吳先生的為人風骨。這種可貴的精神力，使吳先生在九七高齡仍然能夠埋首書堆，樂而忘憂，不知老之將至。

　　二、吳先生的生平

　　吳守禮先生，字從宜，一九○九年三月十七日出生於臺南府城，為臺南市望族之後，筱霞先生次子。當時臺南文風鼎盛，筱霞先生好讀書，以詩文會友。在這樣的環境之下，吳先生耳濡目染，自幼便養成讀書的習慣，走上學問之途，更養成吳先生溫文儒雅的氣質。

　　吳先生童蒙時期即以母語臺語誦讀漢文典籍；八歲入學，修習日文；就讀中學校時，開始學英文；升上高等學校後，學習德文；就讀臺北帝國大學時主修東洋文學（中國文學）；帝大畢業五年後，赴日工作，得有機會學習北京話。這樣的語文學習過程，培養出吳先生對語文的敏銳觀察力，引發吳先生研究語文的興趣，更開啟了吳先生研究語文的一生，直至九七高齡。

　　經過臺南第一公學校、臺中公學校、員林舊館公學校、臺中第一中學校、臺北高等學校幾個階段的學習，一九三○年，吳先生進入臺北帝國大學文政學部，師事神田喜一郎教授，主修東洋文學，研習中國典籍，並跟隨小川尚義教授研習語言學課程。一九三三年自文政學部東洋文學科畢業後，留在文政學部擔任副手。一九三八年東渡日本，由神田教授推介，任職日本京都東方文化研究所（現京都大學人文研究所），協助京都大學倉石武四郎教授，擔任中國話辭典資料的翻譯工作，並一邊學習北京話。

　　一九四三年，臺北帝大成立南方人文研究所，亟需精通中日文的翻譯人才，吳先生遂受聘返臺，任職該所，負責中文日譯的工作，並參與臺灣總督府「南方大系」的編撰工作，查閱地方志，負責收集福建語的資料，著手整理福建、廣東地方志的目錄。在二次大戰戰火最猛烈的時候，吳先生緊抱資料躲避空襲，仍然潛心研究著述，在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四日光復前一天完成了十萬字的〈福建語研究─―以廈門語為中心及歷史民族〉。由於時局變易，這份日文稿未能出版，一直到一九四九年，吳先生才將之翻譯為中文，發表在《人文科學論叢》第一輯，易名〈福建語研究導論──民族與語言〉。內容包括：一、福建的人文地理；二、唐以前關於福建文化的記錄與遺跡；三、福建民族的來源與構成；四、本文的研究對象；五、福建語有甚麼特點；六、從研究史上看福建語；七、福建語與唐以前的關聯；八、歷代關於福建方言的記錄；九、福建省內小方言鳥瞰。這是一部結合語言與民族觀點的著作，視野開闊，於此可以看出吳先生的心胸與見識。

　　臺灣光復後，臺北帝國大學改名國立臺灣大學，由於吳先生曾擔任中文資料的翻譯工作，又擁有說北京話的能力，因此在臺灣大學文學院開設國語課程。一九四九年，政府播遷來臺，推行國語為首要之務，吳先生在大學教國語之外，也擔任臺灣省國語推行委員會委員及教育部國語教育輔導委員會委員，實際參與推行國語的工作。為輔助臺灣民眾學習國語，國語推行委員會委請朱兆祥先生設計一套臺灣方音符號。吳先生作為國語推行委員會的委員，又熟諳臺灣方音，當時便曾與聞其事，於此多有貢獻。

　　政府遷臺之後，百廢待舉，此時吳先生接受臺灣省文獻會委託，撰寫《臺灣省通志稿》卷二〈人民志語言篇〉，於一九五四年出版。手稿中原有吳先生辛苦收集整理的研究目錄和解題，省文獻會以其中「日文誌料過多」，將這部分刪除。一九五五年吳先生自費另以鋼版油印成《近五十年來臺語研究之總成績》，成為研究臺灣語言重要的參考資料，廣受學界重視。一九九七年，吳先生將這兩種著作併為一書，由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贊助出版，易名《福客方言綜誌》，恢復了它應有的完整面貌。

　　大約從四十五歲開始，吳先生轉作《荔鏡記戲文》的校勘和詞源研究，開啟了閩南語古典文學研究的先河。在英國牛津大學龍彼得教授（Piet van der Loon）等師友同好積極相助之下，吳先生陸續收集了許多善本戲文資料。他逐一校理，對這批資料所呈現的四百年來閩南方言的用字、詞彙、語音進行研究，同時也將校理研究的成果以油印或影印方式刊布，將這些珍貴的早期閩南語文獻資料公之於世。經過吳先生苦心蒐羅，校對整理，這批戲文終於成為可以放心使用的研究材料，價值無限。吳先生對閩南方言研究可說是具有傳世不朽的貢獻。
　　
　　一九七三年吳先生自臺灣大學退休後，旅居美國，編撰《綜合閩南臺灣語基本字典（初稿）》。此書共有上下兩巨冊，蒐羅豐富。語音方面兼收漳、泉、廈以及文讀、白讀之音；文字方面則正字、俗體兼採並收。書名「綜合」，即意在不標榜正音、正字。此書在林宗毅先生贊助下，一九八七年於文史哲出版社出版，轟動一時，對學界影響極大。

　　一九八八年十二月，吳先生居住的潮州街臺大宿舍慘遭回祿之災，各種藏書及多年收集的語言資料、研究手稿，付之一炬。這場火災可說是臺灣文化的一場大浩劫，然而吳先生不為所困，以八十高齡毅然從瓦礫堆中站起來，繼續埋首研究，十年後編成《國臺對照活用辭典──詞性分析、詳注廈漳泉音》，由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贊助，遠流公司出版。一九九五年，吳先生開始將校理的戲文資料重新排印，再加上其餘幾種著作，一共集為「閩台方言史資料研究叢刊」十五冊，分年陸續出版。其目如下：

　　第1、2冊《明嘉靖刊荔鏡記戲文校理》
　　第3冊《明萬曆刊荔枝記戲文校理》
　　第4冊《明萬曆刊金花女戲文校理》
　　第5冊《明萬曆刊蘇六娘戲文校理》
　　第6冊《清順治刊荔枝記戲文校理》
　　第7冊《清乾隆刊同窓琴書記戲文校理》
　　第8冊《清光緒刊荔枝記戲文校理》
　　第9冊《什音全書中的閩南語資料研究》
　　第10冊《清光緒新刊宣講戲文校理》
　　第11冊《清道光咸豐閩南歌仔冊選注》
　　第12冊《福客方言綜誌》
　　第13冊《閩台方言研究集（1）》
　　第14冊《閩台方言研究集（2）》
　　第15冊《明嘉靖刊荔鏡記戲文分類詞彙》

　　很難想像這樣龐大的成就，竟然出自一位近百歲高齡學者的獨力研究。

　　一九九六年，吳先生榮獲教育部獎助漢語方言研究著作的特殊貢獻獎。二○○○年八月，遠流公司在臺大舉辦新書發表會，會場冠蓋雲集，總統並親臨致敬，向吳先生祝賀。二○○一年，《國臺對照活用辭典》榮獲新聞局圖書主編金鼎獎個人獎，同年並榮獲首屆總統文化獎百合獎。吳先生終身奉獻學術，從這最高規格的獎項，可以看出世人對吳先生無上的推崇。

　　二○○四年三月，吳先生因心臟衰竭住進醫院。此後便因身體虛弱，進出醫院多次。二○○五年十月十四日，吳先生與世長辭，享年九十七歲。

　　三、吳先生的治學

　　回顧吳先生一生治學，重要的貢獻在語言研究及文獻考證兩方面，而這可以遠溯自跟隨神田教授與小川教授讀書的這段經歷。小川教授是著名的漢語及南島語言學家，而漢學家神田教授專擅中國文學與文獻學，吳先生在兩位老師的訓練下，培養出研究語言問題及文獻考證的能力，承襲了兩位老師嚴謹的治學態度。其中神田教授對吳先生的影響尤其重要，不論為學處世，神田教授對年輕的吳先生都起了引導作用。吳先生感念神田教授的教導，常常談及恩師，孺慕之情溢於言表。

　　吳先生在臺北帝國大學文政學部主修東洋文學之時，在名師的影響下，很早就有著述之意，曾為《詩經》作一字索引，留下四萬張卡片，可惜並未出版。畢業論文〈《詩經》文法研究──「其」字について〉更結合漢學與語言學，研究《詩經》虛詞「其」的文法性質和用法。留任副手的五年期間，更寫了許多跟經史子集及語文學有關的文章，如〈《詩經》傳注〉、〈明史料〉、〈章太炎之晚年〉、〈臺灣詩醇〉、〈釋「若」〉等，有些發表於當時的刊物，有些則並未發表。在各種論述中，尤以對《詩經》的研究，篇幅最為可觀，如〈清代《詩經》著述考〉竟有長編稿本十三冊。以上這些文稿說明吳先生是一位具有深厚漢學素養的學者，從這裡出發來認識吳先生，更能了解為什麼吳先生在編纂字典時，特別看重漢字的形音義問題，並且對語言文字的根源有那樣的執著。可以說，在吳先生研究閩臺語言的背後，其實有著更深刻的對漢語漢字文化的關切。

　　吳先生臺語研究的發端，據吳先生發表於《從帝大到臺大》的〈我與臺灣語研究〉中，自述「學習日語的同時，感覺到母語的字音與日本人用的漢字音之間有相當程度的類似關係」；「我也認識到中國標準音與閩南語字音之間的相關關係」；「漳州腔與泉州腔之間，讀書音與口語音之間，好像有對應關係」；「可能是從小我就有語言比較的環境……所以研究語言的基礎也許自此已經萌生了」。這樣的語言環境，培養出吳先生對語言敏銳的觀察力，再加上善於思考分析的沉潛個性，吳先生在就讀大學時，便以甘為霖所編《廈門音新字典》自修漢字的閩南音讀法，後來終於在任職臺北帝大南方文化研究所的時候，開始了研究母語的工作。

　　在京都大學從事辭典資料翻譯工作並且學習北京話的這段經歷，可說是促使吳先生走上語言研究之路的關鍵。當時日本的中國學術界請來北京的戲曲學家傅芸子，教授北京現代音，培養中國語學教授的人才。吳先生根據他對母語的認識，以敏銳的洞察力看出漢語方言之間的語音對應關係，因此學起姐妹方言的北京話能夠舉一反三，掌握到系統性的語言特徵；不但學會一口字正腔圓的北京話，成為最好的中國語學教授，同時還對閩南語有了歷史縱深的研究眼光。另一方面，吳先生因參與中國話辭典的翻譯工作，鍛練出對語詞的高度敏感性，《國臺對照活用辭典》注重翻譯的精確性，與此應有密切的關係。

　　在臺灣大學任職的這二十多年，吳先生教的是國語，同時也進行閩南語的研究。在教學與研究中，吳先生對這兩種具有親屬關係的語言有了越來越深刻的認識，這方面的努力與心得，具體表現在一篇篇研究論文與《國臺對照活用辭典》的編纂上。

　　編纂《國臺對照活用辭典》時，吳先生已是九十高齡，仍然每天工作到深夜。即便躺在病榻上，吳先生昏迷中也還時時舉手作取書、翻書之狀，想必此時仍然以研究為念，並未感到病痛的威脅。吳先生這種專一治學的精神令人感動，尤其在這浮誇的時代裡，更是一面發人深省的明鏡。

　　吳先生在閩南語研究的這個領域，是所有後學者的精神領袖，沒有人不得其沾溉，受其啟發。吳先生去世，讓我們失去一位可敬的長者，不過吳先生披荊斬棘留下的著作已經為我們展開了一條大道，所有受過吳先生指引及協助的後學者都會深深感謝和懷念，追隨吳先生的足跡，繼續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