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記
這本書完成的時候正好中共二十大開完,這個共產黨的代表大會結果,證明維持了中國接近四十年時間的改革開放時代結束了,正在走回原教旨主義的極權主義道路上大步後退。但是無疑的,中國的經濟、政治和社會以及國際關係也會越來越差,中國的前景令人擔憂。
這本書是我談論中國政治改革的專著,也是解釋為什麼要稱中共的體制為極權主義的理論性探討。我想,對此我是有一定發言權的。我本人是在美國學習政治學,喜歡理論,而且從頭至尾參與和見證了中國的改革開放階段,尤其是在本書中所講的改革開放中的政治改革部分,主要是第二階段的地方政治改革部分,我的介入很深,包括民間和政府方面都是。中國一些政治改革和民主發展的重要事件,我都是親身參與者,甚至是號稱的幕後製造者。因此,我很早就被稱為「黑手」,西方的「走狗」,在共產黨內部檔案中,我就是個地地道道的中國「敵對勢力」。當然也有好話,例如「改革家」、「中國民主旗手」、「中國民主之父」。不過,人們稱我最多的是「李老師」,官方和民間都這麼叫,這也是我最喜歡、最習慣的稱呼。
為了在中國改革開放中方便改革工作,我從美國學習結束回國後,在北京成立了一個民間的研究所,叫「世界與中國研究所」,這是我按照美國智庫(think tank)的模式成立的,到現在已有近三十年,維持下來並推動大量的政治改革,以及出版了五十多本書及一本雜誌,應該是在中國這個極權主義環境中非常不容易的。因為我是學政治學的,也學過歷史,因此比較關注中國政治改革方面的事,當然有機會也願意參與進去,做點推動中國進步的事。這就是我們參與中國政治改革的原因。其實參與的機會總是有的,看能不能找得到。當然,我們找到了一些,不多。
從實際活動以及大量的接觸和觀察中,我們體會了中國政治改革第二階段的全過程,這樣也可以讓我們更好理解中國政治改革第一階段的事。於是,我們就有了關於中國政治改革全過程的親身體會。所以多年來我一直在考慮出一本專門關於中國改革開放期間政治改革的書,就是要從親身的經歷中來實證地解釋、分析、總結中國政治改革和民主變化的有關成就、經驗、教訓,並和國際上的一些案例進行比較。這個想法十年前就已產生。其實更早的時候,我就對此有所考慮。但是也有顧慮,就是我們推動的一些改革項目還在中國某些地方進行,我擔心我的書的內容會使一些地方政府對我們感到害怕,停止和我們的合作專案。不過,儘管有此擔心,一些東西還是陸陸續續寫出來了。但是有些敏感的內容還是不好寫出來。
2018年底,從臺灣觀選回去以後,我生了一場大病,在醫院待了好長的時間,之後2020年又碰上長期的新冠疫情,只能在家裡呆著,哪裡也去不了。由此在這時期,我開始動手寫這本書。這個時候,中國的改革開放已經從原來還有些隱蔽的倒退開始大步倒退,我原先的顧慮已經沒有必要了。於是,從2020年開始,我動手寫此書,現在總算完成,算是了了一樁心願。與政治改革和民主發展聯繫在一起的,有一個我認為的政治學的主要理論問題,就是有關極權主義的理論。極權主義在國際政治學界的研究不夠充分。從政治制度上看,中國是極權主義無疑。它在改革開放中明顯出現向民主轉型的痕跡,但最終失敗了。如何將這個變化和極權主義聯繫起來?沒人說得清楚。國際的政治學界沒有中國的實踐,理解有限,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中國搞了相當長時間的現代化進程以後,在政治上到底有多少進步?還是沒有進步?或是中國政治現代化的基礎到底對不對?這些都可以聯繫到極權主義問題。我一直有個想法,就是就這個理論問題,發揮一下中國的實際經驗,將極權主義的理論問題和政治改革的實際結合起來,談一下中國的極權主義問題,這就是本書要談的主要內容。
本書的談論內容到2022年10月為止,之後的事不再討論,留待以後再說。
大概從十年前開始,中國政府就開始封殺我的言論,研究所的網站被關閉,連研究所和我的名字都查不到,許多研討會也禁止我參加,公開出書的可能性當然也沒有了。所以,本書就內容來講,也不可能在中國出版了。所以,在中文世界裡,就只能在唯一有自由的地方—臺灣出版了。以前我在臺灣出版過兩本書,都和中國的政治改革和民主發展有關。感謝臺灣的出版社可以出版這本書,也希望本書的出版能夠對臺灣的中國研究有所幫助。
我要利用本書出版的機會,特別對世界與中國研究所在中國國內進行改革、研究、調查的時間裡,所有對我們的工作進行過幫助、關心以及參與過我們所有改革工作的地方政府工作人員、學者、社會組織工作人員、社會領袖、律師、企業界朋友,以及國外的朋友們,表示最衷心的感謝,沒有他(她)們的幫助,我們什麼也幹不成。特別要對那些頂住壓力,堅持民主改革的朋友們表示十分的敬意—我堅信,只要他(她)們依然健在,中國民主就有希望。同時,我也對我們研究所多年來的工作人員、義務工作者表示同樣衷心的感謝,他(她)們不僅努力工作,創造性地研究、還要承受某些莫名其妙的騷擾。
2022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