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輯 序言
吳作棟
我並沒有選擇政治。是政治選擇了我。
當年，正在物色接班人的財政部長韓瑞生邀我參加國會選舉。而後接受人民行動黨面試時，黨主席杜進才博士問我為什麼想成為國會議員。我當時幾乎脫口而出：“是你們找上我的呀。”
要當李光耀的接班人，是一項何其高難的任務。1984年12月， 第二代部長推選我當團隊的領導，李光耀先生隨即任命我為副總理。但是四年後，他卻對外公開聲明，自己心目中總理接班人的首選其實並不是我。無論李光耀先生提出什麼樣的疑慮或理由，我的同僚堅定地在背後支持我。李光耀最終在1990年11月，將總理棒子交托到我手中。
有了這麼一個強大能幹且團結一心的團隊，我肩上的重擔也不再顯得如此沉重了。新加坡能順利從開國元老一代過渡到下一代領導層，這個團隊居功至偉。廣大民眾也以同理心包容我、接受我。他們的鼓勵給了我力量。我謹此致謝。
這是一段意想不到的旅程。往上蹬的每一步都是無法想像的。我沒有任何準備，只好邊做邊學。結果，儘管早期確實讓李光耀有些錯愕，我終究是走出了自己的路。
其實我從未有過出版回憶錄的念頭。我的基層領袖 —— 黃健華、蔡于植、郭伯洲、黃福來、陳奕翔 —— 嘗試說服我，他們說我的寶貴經驗值得讓更多新加坡人知道。最終我同意了，授權作家白勝暉為我撰寫這本傳記。白勝暉具有新聞記者的寫作才華，將我人生的初期階段和政治生涯的前半段經歷，寫成了生動鮮活的故事，捕捉的不僅僅是我的成就與貢獻，更是我這一路上的磕磕撞撞。
同意說出自己的故事，是基於三個出發點：
第一，希望借此激勵這一代與未來幾代的新加坡人挺身而出從政，不論他們的背景如何，受過什麼樣的教育。這本書記述了我的轉型過程，如何從一個矜持內向、拘謹勤奮的人，最終成為這個國家的總理。從政生涯究竟是怎麼樣的，我毫無準備。我既沒精通多種語言，也缺乏公開演說的技巧；一成為眾人焦點，我就渾身不自在。
我沒有政治野心。即使當初成了個失敗的總理，我還是會昂首挺胸。我回應了內心的召喚、履行了責任，也為這個使命奉獻了一生。我無愧於心了。
其次，這本書以及接下來的續篇，也訴說了我這一代人與新加坡第二代領袖的故事。建築師王鼎昌、講師麥馬德、公務員兼銀行家丹那巴南、船務工程師兼行政官林子安、銀行家陳慶炎、法學教授賈古瑪、船務工程師林文興，以及許許多多其他同儕，都和我一樣在不同階段相繼空降進入政壇。
我們當中，沒人一開始就立志要當總理。最後推出來領導大家的就是同儕之首，由他當領導，團隊全力支持他，與他相輔相成。我們沒有所謂的勾心鬥角或權力鬥爭，只有同甘共苦的情誼、信任、友情。我們肩負著共同的使命：做好準備接過重任，繼續把新加坡照顧好。
最後一點：我與李光耀的合作關係，以及某種程度上與他兒子李顯龍的合作關係，會讓很多人覺得好奇。最高領導人和自己的接班人之間的關係，往往不會有好的結果。但是我們不一樣，我們至終都維持了良好關係。
李光耀給人的感覺是一位要求很高且威嚴十足的人，有些人甚至稱他為獨裁者。好多人認定他意圖建立李氏王朝。可是我從來沒懷疑過他的用心，他一心一意牽掛著的，始終是如何結集最優秀的人才， 帶領新加坡繼續往前走。也許除了他的家人之外，沒人比我更瞭解他。我在他的領導下是如何熬過來的，說出這段經歷的意義，遠超過滿足一般人的好奇心而已。
在我接任總理之前，以及正式上任以後，我們倆都會定期一起共進午餐。我們會討論國際和區域發展，與鄰國的雙邊關係，國內面對的挑戰，以及政壇動向。他不時會問起我的孩子和孫子們，也會跟我分享兒孫的趣事。然而，他心中的大家庭，終究是新加坡，他心頭上牽掛著的，始終是新加坡人的利益；讓他反復念茲在茲的，是如何延攬優秀人才進入政壇服務。
受到李光耀訓斥的時候，無論是私底下，在內閣裡，或是眾目睽睽之下，我即使覺得受羞辱，也不會把這些話當成人身攻擊。他是我的恩師、師傅、老師。我明白他的出發點。我吞下了苦口良藥，卻渾然不覺得苦，然後堅持下去。
他會強烈地表達自己的意見，但是從不會強加於我。他總是清楚表明，最後做決定的還是我。他尊重我是總理，在公共場合上堅守禮節。他幫助我繼承了總理這一重任。對此，我分外感恩。
同樣的，我也盡我所能幫助李顯龍接任總理。顯龍現在正在積極栽培下一代團隊和他的接班人。新加坡一代代的政治傳承，至今都很順利。我希望這本書能激勵新加坡人民也盡一分力，更清楚自己能如何為保障新加坡的未來、作出貢獻。
吳作棟
新加坡總理
1990年11月至2004年8月
第二輯 序言
吳作棟
領導人造就國家，而不可預測的時勢則造就領導人。這本書並非一般授權撰寫的傳記；既非從我的視角出發，章節架構內容也不由我決定。
我的傳記作者白勝暉是位文思敏捷、筆鋒充滿戲劇性的寫作人。他並未詳加介紹我的目標、政策、專案，也不對我的表現、成就、對新加坡的貢獻等等進行評斷。他就是通過層層遞進的情節鋪設，一步步地揭露動作場景，吸引讀者不斷追看。
我喜歡這樣的風格。我由始至終都把自己視為人民謙卑的公僕。從政，從來不是我的人生志向，更甭說當總理。我之所以應召加入人民行動黨，全只因為我本身曾經受過這個好政府的恩惠。
我父親在36歲那年因肺結核過世。當時我只有10歲。我靠著助學金完成了中學和大學教育。任職公共服務部門期間，政府還送我到美國威廉姆斯學院攻讀發展經濟學。因為這個出國深造的機會，以及較早前念大學時的助學金，我必須履行十年合約——先在公共服務部門， 而後到國營航運公司任職。對於人生中能獲得這些機會，我萬分感恩。
從政生涯中，帶領新加坡繼續往前走的這一信念，是我最大的推動力。好些海外學者與新聞工作者都認定，新加坡沒了李光耀便註定要失敗。我下定決心要證明這些心存疑慮者全看錯了；我要在李先生奠定的基礎上，造福我們的下一代。
我清楚知道自己要為新加坡勾勒一幅什麼樣的願景。我不是個眼裡只充斥著夢想的理想主義者，反而是個務實主義者。大學時代我原本對英語感興趣，最終卻選擇主修經濟學。
人民行動黨於1984年全國大選期間發佈的競選政綱，涵蓋了我對新加坡的一些開創性新構想。競選政綱是我草擬的，同時也結合了同僚提供的許多建議；這支團隊後來讓人們統稱為“第二代領導班子”。
我們立志打造一座出類拔萃的城市、一個與眾不同的社會。我們期許讓新加坡躍升為發達國家。我們定下目標，要在1999年達到瑞士1984年的人均國內生產總值水準，這個目標最終在2000年實現。
我相信新加坡不應只是個經濟強勁、職場嚴峻的國家；她必須也同時是一個充滿樂趣的家園。
人民行動黨早年曾發起“反黃運動”。我則是取消了色情吧台舞的禁令，也允許鋼管舞重登舞臺。夜間場所如雨後春筍般湧現。
而這些改變背後，是更為宏觀的社會轉型，以朝向更為多元全面也更加富有活力的大方向發展。我們鼓勵新加坡人在藝術和體育領域追逐夢想。為了推動國人發揮創意精神、解放藝術靈魂，我們遂有了濱海藝術中心這麼一個重大的投資發展專案。我們蓋起了室內體育館；要做到的不光是推廣全民健身運動，更要在體育競技舞臺上追求卓越成就，共同歡慶我國健兒在區域和國際體育賽事中奪標凱旋。
隨著新加坡邁入21世紀，要在科技驅動且充滿競爭與爭議的世界裡繼續取得增長，自力更生的精神與創業冒險的膽識亦變得不可或缺。一個國家培養出來的人民如果只會順從指示行事，害怕出錯犯錯，那人民就不會改革創新，不會冒險跨出舒適區，也不會有自謀生計的能力。我們的治國作風需要鬆綁，要鼓勵民間有更多由下而上發起的舉措。
我的政府給了人民某種情感上的聯結，讓人民更願意為國家而盡力。對於這個國家的現在與未來，人民理應有權發聲。我逐步落實全民參與及全民協商的治國作風。
許多經濟發達的西方國家所推行的民主制度，在我看來是越走越偏頗：政黨政治、民粹主義、分化、兩極化，乃至功能失效。我也觀察到許多政治人物將個人、政黨和既得利益擺在國家利益之上，好像從政就只是為了贏得選舉。
我深信，必須將民主置於國家的人口結構、價值觀、文明史和地域等框架內來實踐。新加坡是亞洲的一個彈丸小國，由來自不同種族宗教的移民人口組成，極其容易被顛覆；若是罔顧基本價值觀和國家利益而陷入政治權力鬥爭，勢必撼動這個小國的穩定。
我們的國會制度是依循新加坡國情而發展演變的。我們通過立法，納入非選區議員制度和官委議員制度，為國會注入“穩定器”， 確保國會不會少了“另一把聲音”。非選區議員制度尤其為反對黨提供了一個成長的起點，讓他們有機會在國會裡證明自己。好幾位非選區議員在後來的全國大選中都成功當選，贏得了選區議席。2020年大選後成立的第14屆國會中，十位工人黨國會議員當中就有四位曾出任非選區議員。
要實現政治穩定，還必須要有一個強大、公平、公正，且能取信於民的政府。
不過，政治也攸關權力。當你投票推選某個政黨及其候選人組織政府，就意味著你把自己的生活託付給了他們。這些當選的政治人物被賦予權力，足以決定你和國家的未來命運。政治人物相互競爭，以贏得執政的權利、特權與責任。
我由衷認為，這些政權在握的人必須自視為新加坡大家庭的信託人或“家長”，而永遠都不以統治者或者君王自居。好的領導人就像是良善可親、循循善誘的家長，帶領人民邁向光明未來，在作重大決定時會鼓勵全民參與。政府畢竟也跟家長一樣，無法對所有問題都提供答案。然而，政府仍有責任根據所有已知資訊，以及人民的回饋和對未來的評估，努力作出最好的判斷。最重要的是，領導人必得要有魄力，為捍衛人民的最大利益而作出艱難的決定，在短期陣痛與長期威脅之間權衡輕重。
可是並非每一位政治人物的想法都和我一樣。只要放眼看看遠近其他周遭國家的政治人物是如何行使手中的權力，就心裡有數了。
國會議員也同樣能左右國家的命運。他們當選後，不光是為人民發聲，也必須在選區內及國會中發揮其領導作用。
這才是代議制政府的精髓所在。服務與領導——就好比硬幣的兩面。
處在一個民主社會裡，我們需要在個人自由和集體利益之間求取平衡。
批評者聲稱李光耀政府為“父權”、“專制”政府，嘲諷新加坡是個“保姆式國家”。可是這些人也不得不承認，李光耀的作法的的確確把新加坡從第三世界帶到了第一世界。
李光耀的治國作風就像一位嚴厲的父親。我的方式則更像一個善解人意的兄長。但是在秉持著“更寬容、更溫和”原則的同時，我不時也必須嚴加執行紀律，好讓新加坡維持平穩順當。
當時機到來，我和團隊急流勇退，讓位給以李顯龍為首的“第三代領導班子”。如此，政治領導層的世代交替慣例有系統地展開，為新加坡產生了一代又一代的良治政府。
彭博社新聞總編輯與《經濟學人》政治新聞主編於2020年10月4日通過彭博社平臺發表了一篇聯合署名的評論文章，開篇第一句話就是：“政府的任務就是保護好自己的公民。”文章進而補充：“2019 冠狀病毒疫情讓政府再次變得重要。不光是權力更強大，也更為不可或缺。一個國家是否具有良好的衛生服務體系、能幹的官員、健全的金融制度，這些都至關重要。生死之別，就在於良政善治。（底線為我的標注）”法蘭西斯•福山隨後也在2020年7–8月份的《外交事務》中詳加探討“良政”這一議題：“國家能力、社會信任、領導能力，（底線為我加注的）是成功對抗冠病疫情的關鍵因素。”
新加坡國小而脆弱，這是個永遠不變的事實。李光耀曾用過中國一句古話來警惕新加坡人民：“大魚吃小魚，小魚吃蝦米。”這是歷史亙古不變的道理。環球化和多邊主義的發展幾乎見頂了；各國似乎開始轉向民族主義與保護主義，也更為關注內部事務以推動自身的利益。大魚如今的所作所為更像大魚了。美國這個世界最富有也最自由的國家如今嚴陣以待保護自身利益，槍口一致對外。而當今的全球第二大經濟體中國則越來越強硬。2019冠病疫情和中美戰略博弈只會加速助長這種種趨勢。在這個外在環境愈發混亂、多邊組織日漸疲軟的大氣候下，新加坡要繼續生存，勢必要在國際舞臺上繼續發光發熱。唯有如此，才能讓新加坡這條蝦米贏得大魚的敬重。
換言之，新加坡需要的是一級棒的政府，和團結一心的全民。
這本書說的是一個好政府的善治，以及如何取信於民。雖然我並不認為這打從一開始就是我的傳記作者白勝暉的本意。
我任內所經歷的各種不同事件，形塑了我主政年代的治國風貌。希望讀者透過勝暉的敘事和詮釋，能更清晰地瞭解新加坡故事，更深刻地體會我們的價值觀、信念、原則、善治良策。
書末附加了〈省思〉一部，希望能借著這個方式對勝暉的敘述有多一重自省。治國本身就是一項艱難的抉擇。其實整段總理任期內， 我都必須不斷地作出艱難的決定。我很慶倖能有一組實力強大的部長團隊給予我扶持與協助。他們堅定不移、不斷革新，為把握機會、應付挑戰，而持續地設計出新政策並全力推行。我能成功完成任務，這個團隊功勞不小。而能同時擁有一流公共服務部門的支持，我也非常感恩。
與工會及雇主之間的密切關係，也讓我十分感激。除了一起開會，我們也經常在勞資政常年高爾夫球賽上切磋球技。
新加坡人非常了不起。他們很清楚要從李光耀手中接過領導棒子，對我來說是有多麼的吃力不討好，大家都願意鼓勵我，為我打氣。
對於馬林百列這個大家庭——我的選區居民、黨支部活躍分子、基層領袖、選區組織；我不足以言謝。能當選這一區的國會議員長達44年是我無上的榮幸，他們對我而言意義重大。我很珍惜這個大家庭，至今還以行動党馬林百列支部榮譽主席及馬林百列基層組織顧問的身份與他們保持聯繫。
我要再一次感謝馬林百列基層領袖黃健華、蔡于植、郭伯洲、黃福來、陳奕翔，是他們一再鼓勵我出版傳記。我的私人職員也幫了很大的忙，我要感謝多年來的所有個人秘書、首席私人秘書、特別助理和新聞秘書。為了我這兩部傳記，何鳳明、簡洪錦珠與羅蕃蘭翻箱倒櫃找出了許多塵封已久的舊檔案與相關資料。特別助理黃安義、新聞秘書袁少鴻詳細地看過我的文稿，也為如何改進書稿提出了寶貴意見；而杜國樑與邢益耀也繼《高難任務》之後再為本書獻力。伯洲也同樣為兩本書提供了寶貴意見。
我在總理任內歷經三場全國大選。1991年，人民行動黨得票率61%；1997年65%；而到了2001年，75.3%。
能為國服務，我深感自豪。我完成了自己的馬拉松政治長跑—— 擔任國會議員44年，其中14年以總理身份走出自己的路。
正如勝暉所言，比起接下新加坡第二任總理棒子的“高難任務”， 在之後14年總理任內歷經種種考驗與磨難還能堅韌無懼、昂首挺胸、是一項更為艱巨的使命。更重要的是，新加坡也在第二代團隊的領導下，繼續站上世界的高臺，傲然而立。
我將《高難任務》獻給我的家人。《登高望遠》則是我贈予馬林百列居民和新加坡這個大家庭的獻禮。
吳作棟
新加坡總理
（1990年11月至2004年8月）
國會議員
（1977年2月至2020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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