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關於書名（直譯）《漢文脈的近代》，似乎需要加以註釋。通常，講「漢文脈」，是相對於「和文脈」而言；而其「脈」之發源處，即為相對於「和文」的「漢文」。但是，本書所念茲在茲的「漢文」，並非單純只考慮在日本所閱讀、書寫的漢字文言文而已。在此，我暫且將「漢文」理解為：近代之前，以中國為起點而流通於全東亞的漢字文言文；並且，將「漢文脈」理解為：以上述漢字文言文為原點，所展開的 écriture（書寫）圈域。
之所以說暫且，是因為「漢文」也可以稱為「中國古典文」，過去也曾有過「支那文」這種稱呼。我確實擔心，一旦言及「漢文」，是否會無意間傳達其做為日文、並以訓讀為前提的意涵；而我也瞭解，可能有人會認為「漢文」是徹底以中文寫就，所以應該稱為「中國古典文」。然而，「漢文」這種 écriture 的可能性，就在於它超越了東亞地域的諸語言而廣泛流通；去議論那究竟是日文還是中文，甚至會讓書寫語言做為書寫語言自身所帶有的可能性，被統一的國家音聲所扼殺。從而，比起「中國古典文」這種單純表示中華世界基礎的稱呼，我勉強選擇「漢文」，是因為這種稱呼流通於中華世界的邊境。這絕非所謂做為日文的漢文。相反地，我把重心放在它的越境性質。
本書的主題，是從十九世紀後半到二十世紀初，日本與中國的 écriture 之演變，且在此演變過程中雙方相互交流、影響的程度，是前所未見的。我的考察對象，同時是書寫語言個別的變化，也是其結構的變化，甚至是對書寫語言之認識的變化。在這個時期，中國大陸東部與日本列島，不管是論述或是出版品的流通空間，都能看見雙方非常緊密的結合。由這樣的結合所構成的歷史時空，本書則稱之為清末＝明治（期）。如此稱之，是想藉由連接個別國家所使用的歷史區分之稱呼，來開拓一條路徑，邁向新的視野。此外，在意識到「écriture的演變如何表現的」這個問題後，為了描述書寫者與閱讀者之間交互作用的場域，我準備了「文學圈」─為使近代以前的「文學」與近代以後的「文學」產生關連─這個詞。而本書也是一本關於「文學」的書，這是因為，我認為談論文學應該盡可能地切合書寫與閱讀的狀況。
本書共分為四個部分，以下就各部分加以敘述。
第Ｉ部是「『支那』與『日本』」。本部欲闡明日本國民國家意識之確立，以及將「支那」析出至外部的文學史文本之成立，這兩者有著密切關係；更甚，「支那」這個稱呼的出現本身，就預告了這一件事。同時，藉由分析「écriture史」的論述，我也嘗試追溯其被加上國籍的過程。今日，談論漢字、漢語、漢文的論述，源源不絕地在市場上供給著，其中「『漢文』是日文還是中文？」這樣的問題反覆可見，彷彿是個必然的提問，而這絕不稀奇。這顯示著我們做為歷史性的存在，不管願不願意，都處在民族國家的框架當中。既然本書的視角是要將「漢文」相對化，以發現新的可能性，那麼追溯其被加上國籍的過程，就是必要的。
雖說如此，也必須避免再生產出粗糙且陳套的民族國家論。舉出清末＝明治期所寫的文本、並指出其中的民族國家意識，這本身並非難事。而所謂傳統的發現、古典的創造等概念，對我們來說也有些厭膩了。
盡可能切合文本，而不讓結論封閉。看清細部向量的多樣性，並對其中一個向量逐漸取得特權的該機制進行敘述。文本不該以單一角度理解，而是要放在複數的文本當中來理解。在第一章裡，我並非將三上參次、高津鍬三郎《日本文學史》當作起點，而是當作節點來討論，就是遵循上述幾個注意要點。在這樣的意義上，第Ｉ部也有為全書整體議論進行預備動作的面向。
第Ⅱ部「梁啟超與近代文學」，是以梁啟超這位代表清末的知識分子的小說論為中心來展開討論。或者，也可以說是從他的小說論，來討論梁啟超何以能夠是代表清末的知識分子。在近代的範疇裡，詩文和小說都屬於「文學」，但是在傳統中國，詩文與小說並不屬於同一範疇；即便金聖嘆將之相提並論，那也始終是將相異次元之物並列的一記巧手妙著。如同經常被人誤解的，並非詩文位在中心、而小說位在邊緣。成對的中心與邊緣，暗示了這兩者是在可以交換的同一象限中；而詩文與小說，其象限實是相異的。梁啟超接受傳統中國的教育，說起來是以詩文的地平為立足點的知識分子，但在因戊戌變法失敗而無奈亡命日本時，他以日本的政治小說為契機而提倡新小說；由此，他在小說的地平上樹立了新的秩序，並企圖重組「文學」的概念。他導入「國民」與「進化」的概念當作軸心，而雜誌這種媒介（media）則是其基礎。以該媒介為舞台，梁啟超成為了代表清末的知識分子。在那舞台上，日本的政治小說被翻譯成中文，而梁啟超自身也開始執筆創作、評論小說。
這個問題，用「明治期文學思想對梁啟超的影響」、「以梁啟超為媒介的中國對近代文學思想的接受」等論題來敘述，大概也是可以的，但是本書並不採取那種影響或接受的掌握方式。梁啟超之所以能夠參照明治日本的論述，並構築新小說論，是因為讓這件事情成為可能的脈絡，早已存在；而本書認為此處才是應該關注的焦點。用影響或接受這種事先就預設了以被動立場為前提的掌握方式，很難凝視那個脈絡。主動與被動的二元關係之所以成立，還是在於它們之間的關係性。若梁啟超是這兩者間的媒介，那就是因為他的登場，才開始令這兩者得以做為二元來呈現；換句話說，是藉由這位媒介，日本才開始處於發信者的位置。況且，梁啟超還是位極擅長扮演媒介的知識分子。藉此，我將在第四章裡，探討他與他周圍的知識分子對傳統小說再評價的論述，而在第五章，則分析他語言意識的重層性；透過以上兩章的分析，應該會更清楚瞭解這點。
第Ｉ部與第Ⅱ部，主要是說明有關「建立écriture秩序」的論述；相對於此，從第六章到第九章為止的第Ⅲ部「清末＝明治的漢文脈」，則進入各個écriture個案的分析。這也是本書的核心部分。
《佳人之奇遇》與《經國美談》這兩部政治小說，被梁啟超等清末知識分子所翻譯，雖然因此獲得了可譯性，不只停留在日本的國家框架中，但它們的核心卻未必因為這樣而變得明確。政治小說，是將中國傳統詩文和白話小說的措辭、構成等重新編組而成立的，而梁啟超等人的翻譯，則又再次將之重新編組，使之流通於清末的表現空間裡；第六章的目標，即是想就兩者各自的語詞進行追溯，來發現政治小說如何做為近代漢文脈的一種可能。第七章承接此看法，針對《浮城物語》這部做為《經國美談》嫡子的小說進行討論。起先《浮城物語》以新聞小說之姿出現，它有著強烈的意圖，要讓自身適合報紙這種媒介，並欲與讀者共享話語；與坪內逍遙等人所追求的「純粹的文學性小說」不同，它想開拓的是一個新的領域。但是，當它離開報紙紙面、附上序跋，以單行本形式出版之後，其「非文學性」便受到譴責，掀起了論戰。結果，雖然《浮城物語》與政治小說一樣，都不被當作是近代文學史的主流，但這也顯示了「純粹的文學性小說」是藉由排除小說的通俗性與啟蒙性，才逐漸成立的。
在第八章，為了進一步探求漢文脈的所在，我將討論明治的遊記。遊記，亦即紀行文，在漢文脈裡雖是一種傳統的文類，但進入明治期後，其因航渡海外而擴大了題材，展現了種種多樣性，有大量的遊記被寫下。在學校作文中，遊記也是最適合拿來當成寫作完整文章的教材。以往écriture的基礎，到近世以前，是藉由寫書信文來習得的；但近代以降，紀行文卻漸漸威脅到其地位，而人們也開始摸索過去未曾有過的書寫表現。換言之，遊記的興盛，可說是明治文學的特徵之一，但不知是否因為太容易就會直接連結到傳統文學的世界，所以很少被當成近代文學的一種文類來關注。當然，在個別的作家論中，遊記被當成作家經驗的背書、作家固有視線的證明等等並不稀奇，但那終歸只是將遊記這種文類所具有的可能性割裂、套回至所謂的「作家」身上；如此，能從其中看見的東西自然有限。如果對近代漢文脈的摸索，著眼於這一文類中出現的特徵，那麼對遊記的分析，毋寧會浮現成為核心課題。
第九章，則是討論「翻譯」─明治文學中漢文脈的另一核心課題─並透過森田思軒來討論。思軒的翻譯，一般都被理解為「漢文調歐文直譯體」或是「周密文體」，然而實際的內容，則還有檢討的餘地。其實，思軒的翻譯，是與不可譯性之困境的奮鬥，在譯文中各處均可看見其奮鬥痕跡。那種困難，是自覺到西洋與東洋之距離，所造成的困難；也是將漢文視為從中國帶來的東西，所造成的困難。到明治二十五年左右為止的翻譯，仍無法好好安處於自身語言之中，其帶來的緊張感則制約了全體。藉由肯定賴山陽不介意和習而以漢文寫成《日本外史》之舉，思軒試圖以此來跨越那些困難。而那一瞬間，就是思軒即將自行開拓新的漢文脈之瞬間。很可惜地，未幾思軒驟逝，我們無法看到他的努力有更充分的進展，不過在明治二十九年以後的翻譯當中，則顯示了他所指出的可能性。
第Ⅳ部「今體文的媒介（media）」由第十章與第十一章組成，將討論明治期廣為流通的漢文訓讀體文章，以及作文教育。那既是漢文脈的大眾化也是近代化。首先，在第十章裡，將針對明治十年代起大量出現的、訓讀體漢字假名混用文的作文書進行說明。這種文體在當時也被稱為普通文、今體文等，並做為公眾場合的文體，被廣泛運用於報紙、法律、公文書、教科書等處。而如同第八章所舉出的，在學校的作文課中，這種文體也取代了先前的候文、漢文，成為學習的重心。人們學習定型規格，使用常套句，藉由以主題做分類的範例文集來習得作文能力。到近世為止，文體是隨著文章的主題自然而然地變化，但是明治今文體基本上不限文類，是一種能夠表現森羅萬象的萬能文體。而作文書，就是學習該文體的媒介（media）；其書籍樣貌，則是洋溢著明治期新穎味兒的「銅版印刷」。這種頻繁使用注音假名（振り仮名）的漢文脈文體，與銅版印刷是極為相稱的。
進一步地，在第十一章裡，則針對當時的作文雜誌《學庭拾芳錄》、《穎才新誌》以及其所刊載的文章進行說明。這兩份雜誌，一開始都是從刊載學校命題作文中選出的優秀之作，但《穎才新誌》刺激了人們對追求個人名譽的欲望，擁有壓倒性的強勢，而《學庭拾芳錄》不過是轉載了不同學校的考試答案，不久就廢刊了。在《穎才新誌》裡，作文以外的投稿也十分活潑，有不少揭發作文剽竊或批判雜誌及投稿者之作。在如此構成的雜誌版面上，對使用定型規格的漢文脈之同化與反彈，伴隨著少年們對名與實的欲望而出現；這正暗示了漢文脈在下一個世代的命運。
而終章，則稍異於第Ｉ部到第Ⅳ部的內容，將討論一位西洋人、也就是費諾羅沙（Ernest Francisco Fenollosa）眼中的漢字。那是欲完成西洋與東洋之結合的西洋人視線，也是將漢字視為東洋之象徵、而欲獲得其靈魂的西洋人視線。而那樣的視線，不久也被帶進了東洋內部；在那時候，漢文脈也將展現出新的樣貌吧。之所以將本章置於終章，是由於我想打開通往那一問題之道路，藉此替本書作結。
以上，我依照本書的編排大致敘述了各部分的內容。除了新寫的第九章以外，其他各個章節並非原先就按照這樣的編排而寫成的，而是以一時的關心及成書篇幅之便為優先。當要輯成一冊書籍時，不只是要統一體裁，也得進行必要的修改與訂正；雖然有些章節更改較多，但我並未變動各篇文章的論旨與重點。我認為與其將之排除，毋寧說該歡迎這種細微相異意向的並存。
提到文章寫作的順序，第六章「小說的冒險」是最早的，也可謂本書的正中心。以此為起點，往梁啟超那裡開展的便是第Ⅱ部，再來是第I部；而從政治小說往明治期漢文脈開展的則是第Ⅲ部，然後是第Ⅳ部。關於表記方式，則照以下的原則。
・本文、引用文都使用通行的漢字字體，但藝、餘、辨等則為例外。又，為尊重首次發表時的形態，只有第六章並未更改引用文的字體。
・引用者所做的注記，以〔〕表示，中略則以〔……〕表示。只有必要的時候，前略、後略以同樣的方法表示。
・引用無句讀點，或者是句點、逗點兩者並無區別的漢文（中文）之時，將因應需求施加通行的句讀點。
・要將附有訓點與送假名（送り仮名）的漢文改寫成帶假名的日文（書き下し）時，若要添補原文所沒有的送假名，將以〔〕表示 。
藉由「漢文脈」這個概念，來俯瞰本書所敘述的問題群，恐怕是第一次出現這樣的嘗試吧。成功與否，我只能交由各位讀者的判斷，但若能讓各位共享本書所關心的問題，哪怕只有一點也好，對身為著者的我而言就是無上的喜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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