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薦序
桃之夭夭,灼灼其華
林冠群教授
《詩》云:「桃之夭夭,灼灼其華……桃之夭夭,其蕡其實……桃之夭夭,其葉蓁蓁……。」近日觀朱振宏教授的《跬步集― 從中古民族與史學研析洞悉歷史的發展與真相》一書所蒐錄的論文,確實有著上述詩文意境的感受。特別是閱讀了《跬步集》中有關突厥方面的諸篇論文,心中頗有感觸,一吐為快。
筆者於民國六十二年進入政治大學東語系土耳其文組就讀,在馬明道、劉恩霖、吳興東、黃啟輝、陳慶隆等諸位恩師的教導下,土耳其文至今仍能琅琅上口,不敢或忘。至民國六十九年就讀政治大學邊政研究所,在劉義棠老師教導下,領會了維吾爾語文之美,與大學時代所學的土耳其文,所謂東西突厥語相互輝映,本人也得以昂首進入了突厥學的堂奧。同時也親炙於林恩顯老師,學習了突厥史的來龍去脈。猶記得當時馬明道老師得知筆者考進母校碩士班,特地在新店府邸以回族家常菜款待筆者,並從書房中取出一疊書籍,包括《可蘭經》、《穆聖言行錄》、《伊斯蘭法》及其著作《明朝皇室信仰考初稿》、《伊斯蘭對中華文化之影響》等,贈送給筆者,並語重心長地期許筆者從事中國回族的研究,可以從突厥史開始著手,因為已經具備了從事突厥史研究所需的語文條件。
為了不負恩師的期望,筆者於邊政所期間,留意國內有關突厥學研究情況。綜觀當時國內的突厥學研究情況,矗立在筆者面前有三座雄偉的高山。第一座高山是劉義棠老師,義棠師精通維吾爾文,亦觸及土耳其文,其以語文為基石,擅用突厥語言學、語音學,解讀漢文獻中的突厥、維吾爾文語詞,找出原義,考釋其內涵,例如考證「祁連天山」一詞,原來「祁連」語源竟是匈奴語 tengri(天),再轉成鮮卑語,漢語載為「赫連」等,令筆者豁然開朗。義棠師代表作為《維吾爾研究》一書,曾榮獲中山學術著作獎。第二座高山為林恩顯老師,恩顯師以第一志願考入政大邊政系,師從胡耐安、阿不都拉等名師,對維吾爾語亦多所接觸。畢業後,赴日深造,曾於東京大學修習榎一雄、江上波夫、護雅夫等北、中亞史名家所開設之課程,後考入日本中央大學,追隨嶋崎昌、鈴木俊、島田襄平等名師學習人類學及北、中亞史等,特別深受護雅夫在突厥史,以及嶋崎昌在新疆史研究方面的認真精細、資料運用等理論與方法的影響,加上自身邊政學的學養,研究碩果纍纍,包括:《突厥研究》、《清朝在新疆的漢回隔離政策》、《中國古代和親研究》、《新疆論叢》等代表作,其中《突厥研究》更成為學界研究突厥史的必備參考書。第三座高山是陳慶隆老師,慶隆師自政大東語系土耳其文組畢業後,留學土耳其安卡拉大學,接受最典型的突厥學教育,且深受德國柏林突厥學派的影響。學成回國後為中央研究院史語所網羅,專研突厥學,成績斐然,不數年,即由助理研究員一路升任為研究員。慶隆師受突厥學的故鄉土耳其學界的薰陶,擅用突厥語的專長,旁徵博引歐洲突厥學界的研究成果,於《中研院史語所集刊》發表了多篇突厥學方面重要論文,諸如〈和卓考釋〉(四十本、下,一九六八)、〈從借字看突厥、回紇的漢化〉(四十七本三分,一九七六),以及〈突厥族的農耕〉、〈突厥系族的兵器〉、〈論張騫鑿空〉、〈突厥語族之數字、顏色與方位觀等〉、〈從詞匯看匈奴的族屬問題〉、〈論西方古文獻的匈奴詞匯〉等,展現出其以突厥語治突厥學的特長。揆諸當時國內真正從事突厥學研究者,無出其右。
筆者仰望上述三座高山,自忖難以超越,知難而退,只好半路轉行,轉到了唐代吐蕃史、藏族史領域,辜負了明道師殷殷期盼。於今想來,仍心有戚戚焉。
然而,正當筆者慨嘆國內突厥史研究後繼乏人之際,峰迴路轉,所謂「有心栽花花不開,無心插柳柳成蔭」,筆者曾於民國八十六至九十三年承乏中正大學歷史系,曾開設了「中國民族史」、「中國少數民族―概論」、「大陸少數民族史專題研究」等課程,當時來旁聽或修習者有振宏君。振宏君不但於課堂中認真聽講,且有疑必問,對於任何蛛絲馬跡都不放過,於此留給筆者極為深刻的印象,遂邀請其擔任筆者國科會研究計畫的助理,長達六年之久。於此期間,振宏君與筆者互切互磋,對於振宏君敏銳的思考,且長於蒐集國內外相關的資料,相當佩服。振宏君曾明白表示對北亞游牧民族史研究高度的興趣。筆者依著諸位恩師對筆者的耳提面命,建議振宏君必須先能掌握突厥語文的能力,作為進入突厥學的首要條件,應前往政大土耳其文系修習土耳其文。沒想到振宏君竟排除萬難做到了,令筆者大為嘆服。經過多年的淬鍊,於今振宏君亦陸續出版有:《大唐世界與「皇帝.天可汗」之研究》、《隋唐政治、制度與對外關係》、《西突厥與隋朝關係史研究(五八一-六一七)》等專書,另有多達四十四篇的期刊論文,其中部分精品彙集於《跬步集》。從其於民國九十五年受聘為助理教授迄今已有十三年,其研究成果不論在質與量上,都令筆者自嘆弗如,特別是有關突厥史方面的研究成果,突出了其個人的特色,包括:其一,針對大量的隋唐時期突厥人的墓誌銘,運用其豐富的文史知識加以箋證,再利用墓誌銘的載記,考釋與其相關的史事。此方面不但得到學界的肯定,連續四年獲得國科會研究計畫的獎助,且其將研究計畫成果撰寫成擲地有聲的論文,刊登於海峽兩岸的核心期刊,諸如〈史大奈生平事蹟研究〉(《臺灣師大歷史學報》五十四期)、〈阿史那自奴(哲)墓誌箋證考釋〉(《成大歷史學報》第四十四號)、〈阿史那摸末墓誌箋證考釋〉(《唐史論叢》第十五輯)、〈唐阿史那伽那墓誌研究〉(《唐研究》第二十卷)等。尤有進者,振宏君於大陸宣讀〈熾俟思敬墓誌研究〉一文時,筆者親耳聽到榮新江教授對其論文讚譽有加,殊屬難得。其二,振宏君能巧妙地將學有所成的北方游牧社會文化知識,用於解釋漢史籍及碑銘所載之史事,解決了不少問題,諸如解釋冒頓單于修書向呂后求婚的原因,乃在於冒頓基於匈奴收繼婚俗,向身為兄嫂或弟妹的呂后提議,並非蓄意羞辱;而於解釋史籍所載李世民「跪而吮上乳」之行為意涵,以為可能是與鮮卑、突厥族中崇敬母族的文化意識有關,李世民藉由吮父乳之實際行動,表達視李淵如母,不可能加以傷害,藉此安父親之心。以上均屬思人所未思,言人所未言的顯例。觀此《跬步集》所呈現者,確實有若「桃之夭夭,灼灼其華」的境界。
於今,筆者慶幸國內突厥史研究領域後繼有人,且振宏君年華正盛,於各方面修為更臻於成熟之際,寄望振宏君百尺竿頭更進一步,賡繼劉義棠、林恩顯、陳慶隆諸師之後,矗立起突厥史研究的第四座高山,繼續將國內突厥史研究傳遞下去,並予以發揚光大。是為序。
於華岡研究室
己亥年,五月三日
讀其書當知其人之義
戴晉新教授
朱振宏教授將其十篇論文集結成書,取名《跬步集―從中古民族與史學研析洞悉歷史的發展與真相》,索序於我。略加思量,便欣然同意。
我認識振宏教授已有二十二個年頭,一九九七年他還是個大學生,從哲學系轉到歷史系來,上了我教授的「史學方法」,這門課偏重作業實習,與學生個別交談討論的機會很多,班上每位學生我都認識,振宏自不例外。他雖是轉系生,但功課毫不馬虎,很快就進入狀況,獲得很好的成績。畢業後他順利考上中正大學歷史研究所,由碩士而博士;獲聘教職後憑自己的努力很快便升任為正教授,並將於今年秋天新學期接掌系主任一職,誠可謂年輕有為,成績斐然。
振宏為人謙謙君子,待人有禮;大學畢業後仍與我偶有聯繫,除了禮貌性的問候,並常寄新作抽印本請我指教。術業有專攻,振宏所攻唐史與北亞民族史皆非我能置喙,何況青勝於藍,弟子不必不如師;話雖如此,收到昔日學生的作品,心中還是高興的,一喜其有成,二感其念舊,上世紀九○年代師生論學場景又浮現眼前。這種不具學位論文指導與職場利害關係而能持之以恆的師生之誼,很純、很真,在今天的社會中誠屬難能可貴。
作序不是導讀,也不便學陳寅恪為陳垣作〈元西域人華化考序〉那般藉題發揮,朱著的學術價值與成就請讀者自行評判,我只是本諸讀其書當知其人之義,略言作者為人,謹供讀者參考,並誌一段佳誼。書名「跬步」,雖是作者自謙之詞,但也蘊含作者更高的自我期許,振宏教授正值盛年,這完全是可以期待的。
二○一九端午前夕
導讀
海島上的北亞史學
游逸飛(中興大學歷史系助理教授)
《跬步集》一書為作者朱振宏先生近年論文的結集,其副標題揭示本書的兩大主題:「民族史」與「史學史」。進而玩味內容,作者研究的民族實集中於匈奴、突厥等北亞族群,而本書的史學史論文又多半與北亞族群的文獻有關。我們若將《跬步集》一書置於臺灣史學界的北亞史領域下觀察,應可別有一番體會。
近年日本的內亞史著作在臺灣的翻譯出版頗引人注目,如杉山正明《遊牧民的世界史》、《忽必烈的挑戰》、《顛覆世界史的蒙古》、《疾馳的草原征服者》以及岡田英弘《世界史的誕生》、《從蒙古到大清》。加上歐立德等美國學者吹響號角的新清史熱潮,宋代以後的中國歷史彷彿出現了與此前截然不同的嶄新面貌,令讀者見獵心喜。
相較之下,被引進的唐代以前內亞史日文著作似乎僅見森安孝夫《絲路、遊牧民與唐帝國》、林俊雄《草原王權的誕生》二書,落差不可謂小,而且容易給當代讀者一種暗示:唐以前的中國歷史與內亞關連較不緊密。
實則未必,自民初陳寅恪提出著名的「外族盛衰連環性」學說後,臺灣史學界便對唐以前中國與北亞的關係有所措意。早在五十年前(一九七二),蒙元史名家蕭啟慶先生那篇極具影響力的文章〈北亞遊牧民族南侵各種原因的檢討〉,從宏觀的角度為唐以前中國與北亞的關係打開思路。此後深受人類學影響的歷史學者王明珂先生更以《華夏邊緣》與《游牧者的抉擇》二書,奠定了海島臺灣在內亞大陸史的重要地位。他系統而深入地論述了北亞自身的複雜性,進而指出「華夏」得以形塑,實賴於「邊緣」的確立,北亞實為形塑華夏不可或缺的重要邊緣。要想拋開北亞,孤立地理解華夏是不可能的。
由於唐以前的北亞族群與政權多半沒有留下自己的文獻,其歷史往往仰賴他者(漢人)的紀錄。若想超脫「他者的歷史」的侷限,北亞考古所發現的自身物質遺存無疑是重要憑藉。臺灣的中國上古史兩位巨擘,如杜正勝先生的〈歐亞草原動物文飾與中國古代北方民族之考察〉、邢義田先生的〈古代中國及歐亞文獻、圖象與考古資料中的「胡人」外貌〉、〈漢代畫像胡漢戰爭圖的構成、類型與意義〉、〈「猴與馬」造型母題:一個草原與中原藝術交流的古代見證〉、〈再論「中原製造」 ―歐亞草原古代金屬動物紋飾品的產銷與仿製〉,均在不同的物質文化領域上有重要建樹,既呈現了北亞族群的複雜性,又揭示了北亞與中國互動過程之複雜。中生代學者如陳健文先生則以〈漢代「長鼻」胡人圖像初探〉、〈從文面圖像看內亞高加索種游牧民與華夏民族的早期接觸〉、〈漢代胡人的文面圖樣及其與內陸歐亞之關係〉諸文繼踵其後。隨著出土文物的增加,物質文化的研究取徑應是未來唐以前北亞史的主流。
然而傳世文獻對北亞與中國關係的書寫仍不可輕忽,邢義田先生的〈漢武帝在馬邑之役中的角色〉辨析傳世文獻的空白,推測漢武帝可能曾御駕親征匈奴。這樣的研究取徑正是《跬步集》一書作者努力的方向。而朱振宏先生不僅關注傳世文獻的北亞史內容,更注重這些文獻本身性質的辨析。作者的研究取徑不僅受到臺灣的中國史學史學術傳統影響,更與當代史學的「歷史書寫」潮流相合,無疑是值得繼續發展的研究方向。
綜上所述,《跬步集》一書揉合了「北亞」與「歷史書寫」的研究方向,在臺灣歷史學界獨樹一幟,值得關注。讓我們期待更多這樣的作品出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