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訂版序
余嘗言,「人生」與「民族」與「文化」實三而一,一而三。現象雖可三分,但屬同一本體。中國人謂:「一陰一陽之謂道。」陰面不可指,不可見,即其體。陽面乃可指可見,斯其用。故言「陰陽」,猶言「體用」。先秦道家則謂之「有無」。凡屬用處可見處,即道家之所謂「有」。凡屬其體不可見處,則道家謂之「無」。其實無處即指其同處,而有處則乃其異處。故曰:「同謂之玄,玄之又玄,眾妙之門。」妙乃有之始,即其異處。其本則出於同,亦即出於無。故曰:「玄之又玄,眾妙之門。」
子貢言:「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文章即其異處可見處,故可得而聞。性與天道則在同處,即無處,不可見處,故為孔子日常所少言。
如是以言體用,先秦道家喜言體,每輕視其用。儒家則好言用,每少言體。如言性,即近於體,故孔子少言之。只曰:「性相近,習相遠。」習易見易言,即可謂性體之用。孔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學也。」忠信即言體,學與習則性之用。《論語》二十篇,開首第一語即曰:「學而時習之。」此學習二字,乃用非體,可見又可指。顏子曰:「夫子步亦步,夫子趨亦趨。如有所立卓爾,雖欲從之,末由也已。」亦步亦趨,即其學與習,亦即用。如有所立卓爾,立者其體,道家所謂玄之又玄之同處,實即無處,故曰:「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孟子稱孔子謂「聖之時」,但不言聖之常。因「時」有異可見,常則大同無可見。此異乃道家所愛言,而孔子則多避去而少言。
《易傳》後起,乃和會儒道兩家以為言。故其言「太極」實即「無極」。極乃言其同一極端,亦猶言無。故後人又言無極而太極。言太極即猶言大同,亦猶言無極,此即所謂「玄之又玄,眾妙之門」也。
顏子曰:「夫子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文即文章,即人生用處,禮則其體。博處及其異處,而約處則其同處。人生同處在禮,斯則可視而見,指而知,猶今之言具體。孟子始言性,性實一抽象,非具體。後儒如南宋朱子,乃謂「孟子粗,顏子細」,即指此等處言。然則孟子言性善,已近道家落虛處。荀子乃繼之言性惡。然後儒乃謂「孟子醇乎醇,荀子大醇而小疵」。其小疵,即指其言性惡。荀子著書最首第一篇為〈勸學〉,此則其大醇處。《論語》二十篇,開首即曰:「學而時習之。」又孔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學也。」則此一「學」字,乃孔門教人醇處。孔子自稱:「若聖與仁,則吾豈敢。吾學不厭而教不倦。」故荀子即在其大醇處勸學。孟子雖好言性,但亦不忘言學,故曰:「乃吾所願,則學孔子。」而後起宋明儒如陸、王則好言性,而忽於言學,流於不慎,斯失孔門之真傳矣。
今再言「體用」,此二字連言,乃始見於東漢時魏伯陽之〈參同契〉。亦可謂以前儒道兩家少言體,僅言用字。故孔子曰:「如有用我者」,又曰:「道之不行」。行與用,皆具體可指。顏淵則曰:「如有所立卓爾,雖欲從之,末由也已。」所立卓爾,此即後人所言之體字,而其字不出顏子之口。孔子亦僅曰:「民無得而稱焉」,或曰:「民無得而名」,皆不用此一體字。孔子七十始曰:「從心所欲不踰矩」,矩即猶言心之體。但言矩而不言規,不如莊子乃言圓,而曰「執其中」。矩之四方,皆可援可指。圓之中心則虛無其位,不如矩之有隅可據。〈易傳〉後起於道家,乃兼采道家之言以為言。故曰:「太極本無極也。」故具體與抽象,乃儒道兩家立言宗旨大異處,斯則可辨而知者。
西方希臘哲學家言真理,則不僅無矩可守,亦且無規可尋,乃可人各一真理,故曰:「我愛吾師,我尤愛真理。」師則具體,而真理則僅抽象。離其具體而僅言其抽象,則惟西方之個人主義乃可有之。
西方宗教言天堂,言上帝,此又太具體,不抽象,故惟有信仰,乃不得有各己思辨與議論之餘地。如言科學,則既不抽象,亦不具體,乃只於具體中求新求變,更無一故舊之可尊。
今言中西文化之相異,則西方如宗教言天堂與上帝,似皆具體外在切實有據,但只可信,而不貴有證。如科學,則可用可行,而不貴有本。要之,此兩者非生命性的,而其實真實生命則為個人主義,太短暫太狹小,不可大又不可久。中國人言性,則求其真實人生之可大而可久,而決不於生命外他求。此則中西文化之相異,亦即中西人生之相異,同時乃見其民族文化之相異。今國人惟求一變故己之常,惟西方是慕是求。此依中國古人言,乃有己而無天,有人而無己。而其心中之人,乃專指西方人。實只知有物,而不知有人。或可稱之謂只知有人,不知有己。與中國民族性相距實大而遠,不知究將何以為學?恐非再有聖人起,亦無可指導吾人以可循之規之矩矣。其然豈其然乎?吾誠不禁其慨乎以思之,慨乎以言之矣。
民國七十六年一月,欲再版重排此集,曾細讀一過,心有所感,略有增修,而作此文。後因故未及付排。今年重印此集,再讀此文,因取其為增訂版序。
中華民國七十八年九月錢穆識於臺北士林外雙溪之素書樓,時年九十有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