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簡介

　　本書分為上、下兩卷，分別採取思想心態與社會文化的取徑，探討歷史記憶中的時間與空間維度：久遠的歷史與晚近的歷史、遠方的歷史與近身的歷史，如何編織個人和群體的認知與認同。

　　讓我們設想，唐代有位姓崔的士大夫，他在朝廷上遠舉堯舜治世的典範、近舉經驗見聞的前例進言立論；在同儕間，他誇耀家族、郡望與姓氏的輝煌歷史，對故鄉的史跡也瞭若指掌；當他出任地方官員，標舉漢代循吏為施政模範；當他出使江南，則拜訪各地的名勝古蹟：登臨賦詩、追憶六朝文人。本書從上述不同面相揭開唐代士人歷史記憶的面貌，最後提出歷史記憶與地理空間的問題：傳統士大夫如何克服歷史記憶與地理空間的錯位？古典文化的傳承是維繫認同的紐帶嗎？中國是一個文化想像的共同體嗎？文化認同是由政治權力建構而成？抑或文化有其自主的運作，進而導引政治的動向？

作者介紹

作者簡介

廖宜方

　　臺北淡水人，1973年生。臺灣大學歷史學研究所博士班畢業。著有《圖解台灣史》（易博士，2004）、《唐代的母子關係》（稻鄉，2009）；譯有《金錢城市》（麥田，2004）；編有《國際漢學研究數位資源選介》（2004年版）（漢學研究中心）、《臺灣研究網路資源選介》（2006年版）（國家圖書館）。

序

提要

　　本書分為上、下兩卷，分別採取思想心態與社會文化的取徑，探討歷史記憶中的時間與空間維度：久遠的歷史與晚近的歷史、遠方的歷史與近身的歷史，如何編織個人和群體的認識與認同。上卷三章的主要目標是檢討黃金古代論的迷思。第一章探討唐代前期黃金古代論的內涵，第二、三章分別探討唐人對漢朝和李唐本朝的認識與想法，論證唐人對漢朝與李唐本朝的認同與重視。藉由第二、三章，我們可以了解唐人在黃金古代之外的歷史記憶。

　　第一章分為四節，探討黃金古代論在唐朝的形成與破滅。第一節以唐太宗為個案，從其背景、心理與成長歷程檢討皇帝個人接受黃金古代論的過程。這一節旨在強調，黃金古代論雖然是古人歷史意識的一大前提，但仍然必須以人作為考察的對象，才能理解人與觀念的互動：黃金古代論如何被人接受、轉化和揚棄。第二節從中古時代的世界觀與唐代前期的政治文化著手，探討黃金古代論的形成。中古時代的世界觀指末世論和歷史退化論等晦暗的心態，唐代前期的政治文化指道教的政治思想及其蘊含的治世理想。這一節旨在說明世界觀、政治文化與歷史記憶三者的交互關係；唐代前期的黃金古代論之所以放眼比三代更久遠的淳樸治世，和末世論、道教的政治思想有密切關係。第三節採取心態史的取徑，檢討唐人「理解」上古的文化邏輯；此一理解上古的文化邏輯反映唐人的古今關係論。這一節從唐人對古今技術條件與物質生活的認知來推測唐人對古今異同、綿延或斷裂的看法。第四節從時代的變化來觀察唐人歷史記憶與理想典範的內容。相較於唐代前期皇帝的自我期許甚為高遠、朝廷的政治文化與治世理想多突出「上古淳樸」的意念，唐代後期朝野君臣與地方藩鎮形成另外一幅完全不同的歷史鏡像：皇帝的自我期許向下調整，士大夫以諸葛亮和管仲自期，地方藩鎮自擬齊恆、晉文，治國理想轉而肯定富國強兵的「霸道」。總之，黃金古代論走向破滅之途。

　　第二章分為四節，討論唐人對近現當代的歷史記憶。本章的「近現當代」多指唐代。第一、二節檢討「以史為鑑」的內涵。第一節旨在分辨圖書文字與經驗見聞兩種不同性質的歷史記憶。由於中古社會的性質，文字在文化中的地位有限。相形之下，世代口傳與經驗見聞的歷史記憶扮演重要的角色：容易理解、易於服人。世代口傳與經驗見聞的歷史記憶往往以近現當代史居多，這正是唐人以史為鑑之大宗。第二節探討唐人對「以史為鑑」的反省：歷史如何提供教訓？哪些歷史可以提供教訓？實際上，唐人有不遠引上古的現象，反而多以近現當代的史事舉證立論。而且唐代後期，朝野君臣敏感意識到時代的變化，對於歷史如何提供教訓又有何價值，信心已經動搖。第三節探討唐代後期君臣對李唐本朝的歷史記憶：史學發展、政權危機、政治神話等多重因素共同推動本朝歷史認同的建構。第四節呈現唐代後期士大夫反省李唐本朝歷史、批判其政治文化的一面。這個現象透露近現當代的歷史記憶具備挑戰政治神話的潛力。

　　第三章分為五節，主要的論旨有二：首先，唐人肯定漢朝的統治成就與歷史地位；其次，唐人有「漢唐俱為盛世」的想法——與宋代部分理學家正好相反。第一、二、三節分別從戶口數字、官僚體制與官員典範三個方面，呈現唐人對漢朝歷史的借鑑與肯定。第四節延續第一章唐代前期世界觀與政治文化的研究，指出唐人逐步擺脫末世論的陰影，建構盛世的觀感，形塑「唐繼周漢」的觀念：在朝代的序列中，跨越魏晉南北朝與隋的斷層。第五節從文學的角度探討唐人自視不遜於漢的另一思想來源。總之，漢朝是唐人相當重視的歷史鏡像，此一歷史鏡像協助唐人建構自我的認同。

　　下卷共五章，主要從名勝古蹟來考察地域社會的歷史記憶，討論官員、文士、地方耆舊與庶民各自的角色、彼此的互動，如何推進地方的文化活動，召喚歷史記憶，形塑地方認同。第四章探討唐代前期河南道對本地的歷史記憶——從先秦兩漢以至魏晉，中原是華夏文明的核心區，以歷史文化資源的豐厚稠密為其特色。本章分為六節：第一、二、五節分別從政治與經濟兩方面說明歷史記憶再生的背景：即官方在名勝之地舉行遊宴、修復古蹟、樹立碑誌，文士登臨賦詩、召喚歷史記憶，共同推動地方文化的發展；這些活動又以當地的經濟實力為後盾。第三節將考察的對象下移到地方的耆舊和庶民，討論文人與書籍文字等大傳統的文化記憶如何在庶民的生活世界裡變形、轉化，如何與空間中的名勝古蹟連結，大傳統與小傳統終於糾結莫辨。第四節討論中古地方歷史記憶與認同的基本動力：「地靈人傑」的觀念以及各地之間的知聞、較勁和褒貶。第六節討論地志圖經與名勝古蹟的關係：名勝古蹟本應記載於地志圖經，但唐代的地志圖經多半散佚。不過，從墓誌銘中可以發現不少相關訊息，證明名勝古蹟的文化記憶已經擴散至地志圖經之外。這一章同時也呈現唐代前期中原地帶文化活動的盛況。

　　第五章比較兩個不同地方的歷史記憶：一為華夏文明核心區中原的梁宋，二為核心區之外、比較邊緣的襄陽。比較的方式是選出兩地的地方詩人高適和孟浩然，考察兩人如何在詩作中運用地方典故入詩，或描述地方的名勝古蹟。結果發現高適在梁宋的作品多言及春秋戰國與秦漢的歷史，孟浩然在襄陽的作品則集中在三國兩晉，即兩地歷史記憶的差異是時代上的不同。這是因為在華夏文明中各地方或為早開發或為後進之地，或處於政權核心或在邊緣；每個地方的地理位置及其早先的歷史發展帶來不同的文化資源與歷史記憶，或新或舊，或繁密或稀薄，從而構成不同的歷史空間。

　　第六章考察唐代前期中原士人對南方的歷史記憶——相較於第四章中原士人對故鄉的歷史記憶，第六章探討中原士人如何建立對異邦歷史文化的認識。中原士人的南方觀感來自兩個方面：訊息和經驗：有些人親身前往南方，有些人接收二手的資訊。因此本章的討論有旅行與傳播兩個層次。本章分為四節，第一節從官員宦遊著手，論證中低層官員的宦遊較廣，異邦見聞比較豐富；宦遊也形成士大夫的旅遊網絡，有助於未入仕的年輕士人也能夠前往南方。第三節論證南方在六朝發展、積累的文化資源對中原士人的吸引力。第四節探討親身前往南方的文士如何寫詩紀行，寄回中原，報導南方，構成中原士大夫對異邦的見聞。

　　第七、八章探討唐代後期南方的名勝古蹟與歷史記憶。第七章著重區域之間各地的互動，第八章偏重一個地方內部的構造。第七章分為五節，首先，第一節討論歷史記憶的文本化。文本化有兩個意涵：口述傳統的文字化與名勝古蹟的書面化。名勝古蹟如果不能記錄在地志圖經中，或見載於文士的詩文，就不能傳播到他方，營造名聲，引起他方人士的嚮往和想像。其次，地方的歷史記憶並非獨自形成，而是各地之間的知聞、較勁和褒貶推動地方的自我認同。褒貶的內容除了名山大川、地靈人傑之外，逐漸擴增，納入名勝古蹟與詩文。因此第二、三、四節分別探討地方文獻、山水畫和風景組詩三種文化產品如何一方面對應、再現本地的名勝古蹟，同時流通至他方，從而在區域之間形成自豪、欠闕與不如的心理，使得各地競相營造名勝古蹟、邀請文人賦詩撰文，從而形成推崇本邦自然與人文的風氣。第五節從江南內部的核心與邊緣，探討各地名勝古蹟的形成。後進的邊緣之地，缺乏歷史記憶與文化資源，但貶逐至邊緣之地的文人創作文藝，逐漸彌補後進之地的不足。

　　第八章分為五節，第一、二、三節分別說明官員、地方人士和文人三者如何共同參與地方的文化活動，推動歷史記憶的形成。第四節論證於吳越再生的歷史記憶，以六朝居多，而非先秦兩漢。這個論點可與第五章的結論互相參照：各地因其核心或邊緣位置的不同，秉受的文化資源有異，各地上溯、重視與再現的歷史記憶各不相同，此一不同是時代的差異：梁宋聚焦於春秋戰國與秦漢、襄陽則是三國兩晉、吳越一帶則是六朝。第五節論證文人及其作品與軼事逐漸成為人們傳頌的對象，這是因為文人文化是唐代社會文化的重要內涵。在地域之間的互動中，文人的移動、詩文的流通促進訊息的傳遞與名聲的營造，推動名勝古蹟與地方認同的形成。在此發展中，文藝發揮重大的作用，「文化」的地位上昇，文人成為歷史記憶的對象。

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