鏡頭背後的新聲3／「多元學習」到「多元文化」 續寫不被定義的人生腳本

前言：2023年台灣「新住民二代」學生，將近30萬人、佔全體學生7.1%，他們與台灣的孩子一樣，都生活在同一片土地上，相較於父母輩遭遇社會壓抑氛圍、生活經濟壓力，他們更多了身份認同與能力追趕的為難；源自於一堂影像課程，那是「鏡頭背後的新聲」。

「多元學習」與「多元文化」，在雙溪高中激盪出絕妙的組合，不論是新二代學生、一般生，都能從中譜寫屬於自己不被定義的人生腳本。

「高中生常常不知道未來要做什麼，參與制式學科以外的課程，有機會讓自己有更多啟發及靈感！」曾在雙溪高中參加「新住民影像培力課程」的畢業學姊們，鼓勵學生時期大膽嘗試，透過課本以外的學習，有時會有意想不到的收穫。

近年來，隨著政府積極拓展「新南向政策」、民間推動新住民權益倡議，對於許多新二代學生來說，多元課程不只為學涯加分，更有機會觸動自我尋根，但在多元文化的背後，卻也仍有待解的未竟之事。

教育方式多元化
讓學習不會只在教室裡

隨著108課綱正式上路，鼓勵「適性學習」及「適才適所」，大學端更重視學生的加深加廣選修、多元學習表現，讓高中職生們除了一試定終身的指考（分科測驗），也能透過累積高中職涯的「學習歷程」，爭取自己的多元升學管道，也讓許多從雙溪高中畢業的學長姐們，對於「新住民影像培力課程」更記憶猶新。

「因為上了這一堂課之後，我才比較確定自己志向。」現在就讀國立臺灣藝術大學戲劇系的吳峚臻，原本就對影像深感興趣，在參加雙溪高中「新住民影像培力課程」時，自導自演 《我家的追星夢》紀錄片廣受好評且成功獲獎，不只在學習歷程上增添精彩的一筆，也為自己的人生履歷多了「導演」頭銜。

吳峚臻提到，自己是家中唯一讀藝術相關科系，剛進入大學時，相較於本科生，雖然需要花一點時間熟悉，但因為在雙溪高中接觸到燈光、鏡位、分鏡圖...等，「發現很多東西跟大學課程有重疊，會讓我有加持的感覺」，現在依然覺得拍影片的過程很有趣，因為永遠不知道下一秒畫面會發生什麼事。

同樣曾參與「新住民影像培力課程」的卓玉婷，已從世新大學口語傳播暨社群媒體學系畢業，2020年她以畢業校友身份回到雙溪高中，跟學弟妹完成《在水一方》紀錄片，因細膩描繪新住民日常與自我認同，在「2020新北市學生影像新星獎」獲獎，該片的發想契機，也源於卓玉婷在雙溪高中認識的新二代學妹故事。

談到課程對於自身學涯的幫助，卓玉婷表示，除了攝影專業知識，有很多東西在一般課堂不一定會學到，像是拍攝紀錄前的提案技巧，而這在她的大學面試、系上活動，就能夠派上用場，她也鼓勵高中生們，有機會就去參加生活之外、學校之外的課程，「嘗試了才知道自己喜不喜歡、適不適合」。

啟蒙自我尋根
新二代長出自己的力量

事實上，透過多元教育的發展軌跡，讓新二代有了自我尋根的啟蒙。本身是印尼新二代的曾玉鳳，爸爸是台灣人、媽媽來自印尼雅加達，在就讀中興大學時參加國際志工社，一次到尼泊爾擔任志工時，有人好奇問她「會講印尼語嗎？」，以及帶著媽媽返鄉尋根、接觸外籍移民工故事，開啟她對於印尼新二代的身分認同。

「在小學之前，我是黑戶寶寶。」曾玉鳳回憶，以前制度不完善，媽媽雖然來台灣結婚、但沒有回到印尼登記，直到她沒有收到小學入學通知，家裡才發現很多程序未完備，後來小學時想讀課後安親班，但家庭經濟並不允許，老師知道後僅她收一半學費，國中時鄰居也邀請她課後讀書，很慶幸成長過程受到很多人幫助。

「很多新二代跟媽媽其實隔著一層紗。」談到自己第一次尋根，是曾玉鳳在大學時帶著媽媽返鄉，「當時媽媽已經20年沒有去印尼老家了。」她們一起走踏這記憶中的故鄉、見到許久不見的親戚，都帶給曾玉鳳很大的震撼、也更想了解媽媽的故事，後來自己想要學印尼語時，「媽媽也很開心自己終於派上用場」。

而在「1095壹零玖伍移民工文化協會」實習過程，是曾玉鳳另一個自我探尋的轉折，某次她們到一個聘僱外籍看護的家庭，去協助照護技巧及生活關懷，「當看護姊姊聽到有人會說印尼語時，她整個放聲大哭」，她們才發現這位外籍看護受訓短短一週，就被派遣過來照顧老奶奶，但語言無法飲食也不習慣。

從自我尋根的身份察覺，到接觸各種故事與看見，讓曾玉鳳下定決心從心理諮商角度，為新移民工議題發聲、爭取權益，如今在攻讀諮商所的同時，她是國立教育廣播電台「幸福北台灣」主持人，也是「新二代留聲機：移民青年倡議陣線」成員，她與其他新二代夥伴們，期許一起用行動讓「新二代長出自己的力量」。

從更多理解開始
讓多元文化不只是種表象

隨著時代更迭，新二代開始自我覺察，而在台灣政策的助力下，也加速新二代的舞台。2016年政府推動「新南向政策」，開始重視東南亞新二代的規劃發展，期以透過母語及文化的優勢，他們可以成為台灣推動新南向的生力軍，變成拓展國際發展的重要助力，更被賦予「新南向小尖兵」的小小外交官稱號。

不過，長期關注新住民議題的政治大學社會工作研究所教授夏曉鵑也點出「待解現象」，2000年左右的台灣社會氛圍，普遍對新住民不友善，有各種標籤及刻板印象，許多新住民媽媽迫於壓力、擔心孩子發展，在兒女小時候選擇刻意不教母語，導致很多新二代「以前不被期待學母語、現在突然被期待變東南亞專家」。

她提到，隨著「新南向政策」出現，許多新二代心中也會萌生一個疑問「為何媽媽不教我母語？」，開始對自己的血脈感到好奇、開始尋找自己的過去，直到真正了解歷史脈絡後，開始跟媽媽有了和解，這算是好一點的結果，但也有新二代沒有和解機會，因為可能媽媽已經不在台灣了，成為他們心中長久的痛。

在身份及期待的翻轉下，許多新二代真實感受也被忽視。夏曉鵑表示，有一些新二代不想被稱作「新二代」、認為這名詞就是一種標籤，也有一些新二代在學業、職涯表現很好，卻承受「必須一直證明自己表現很好，不想掉進歧視」的壓力；而家庭環境不好或不小心誤入歧途的新二代們，他們的聲音則更難被聽見。

對於透過多元升學方式、讓新二代有機會探索自己，夏曉鵑給予認同，並提到現在大眾對於東南亞文化接受度很高，食物好吃、穿搭有趣，但她也擔心這種現象，恐怕讓爭取新住民權益失去警覺性，因為政策結構的不平等仍然存在，例如身份取得困難、長照政策局限性等，這些都還要持續努力，讓多元文化不只是表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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