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返恐怖政治的可能?菲律賓「威權復辟」選情Q&A
菲律賓選舉將在 2022 年 5 月 9 日舉行,前獨裁總統馬可仕的獨子「邦邦」小馬可仕(Bongbong Marcos)將搭檔現任總統杜特蒂之女薩拉(Sara Duterte),一起角逐 2022 年菲律賓選舉的正、副總統。兩人組成的「團結陣營」(Uniteam),以勢如破竹的氣勢遙遙領先其他正副總統候選人,深得所有年齡層選民的喜愛。
這一對「獨裁者子女」的組合也讓戒嚴時期的倖存者、人權團體等格外擔憂,害怕他們的勝選將會讓威權再度復辟。尤其,小馬可仕和薩拉對父親任內的爭議政策——馬可仕的戒嚴時期與杜特蒂的毒品戰爭——有不同說法,前者為父親辯護且拒絕為人權迫害道歉,後者則採取避而不談的模糊策略。
因此這場選舉也被視為是一場前所未有的「歷史詮釋權之戰」:若小馬可仕贏得了選舉,菲律賓歷史上 9 年的黑暗戒嚴時期與人權壓迫紀錄,將如何重新被詮釋與定義?又會如何影響菲律賓的過去與未來?
《轉角國際》為此製作上下兩篇菲律賓選舉報導,專訪戒嚴時期下的倖存者、小馬可仕支持者、《Rappler》記者以及菲律賓研究學者,從他們的說法中拼湊出菲律賓社會目前面對的撕裂、掙扎與現實(參閱連結:上篇、下篇)。
本篇為特別延伸專訪,邀請菲律賓研究學者和《轉角國際》專欄作者賴奕諭,試著從更深入的角度理解菲律賓選舉面向:為何有些人會覺得戒嚴時期是「黃金時期」?共產黨為何被視為恐怖的存在?菲律賓民調又可信嗎?在這樣的情況下,我們應該獨裁者子女一個執政的機會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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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大政治家族的結合
Q:許多反對派將這一次的「團結陣營」(Uniteam)稱之為「獨裁者的孩子」,擔心這個組合的勝利是讓威權復辟,以及讓菲律賓為的轉型正義更加艱難,可否請你解釋薩拉和小馬可仕分別繼承、吸收了家族政治勢力的什麼優勢嗎?
A:馬可仕在 1960 年代後期到 1980 年代擔任菲律賓總統,中間實施了長達 9 年的戒嚴。小馬可仕便是繼承了父親的政治遺產,在很長一段時間掌握該國大量的政治和經濟資源。儘管馬可仕後來在 1986 年被人民力量革命推翻、流亡到夏威夷,但仍有許多菲律賓人相信馬可仕一家並沒有做錯事。這也是為何他們一家在 1991 年回到菲律賓後,很快地又能在菲律賓政壇上找到屬於自己的位置。
薩拉的情況相較特別,她可能是在政治上與父親關係最緊密的人。其父親杜特蒂曾擔任菲律賓南部大城達沃市的市長長達 22 年,而薩拉在期間便一同擔任副市長,與父親一起治理達沃市。在杜特蒂於 2016 年成為總統後,薩拉也接著父親的位置成為達沃市的市長。儘管薩拉此次競選副總統,不過她的政治生涯其實和杜特蒂類似。
值得一提的是,杜特蒂當初會接任達沃市的市長是因為他的母親蘇利達•杜特蒂(Soledad Duterte)。回到戒嚴時期,杜特蒂母親非常反對馬可仕獨裁政權,所以這也是為何在人民力量革命推翻馬可仕後,上任的柯拉蓉政府想要推薦蘇利達擔任達沃市的市長,不過最後卻被拒絕,機會因此落到了杜特蒂身上。
從現況看來,小馬可仕與杜特蒂家族關係似乎非常緊密——例如,杜特蒂在 2016 年也力排眾議讓馬可仕遺體安葬在國家英雄墓園,引起爭議——但事實上,兩家的關係錯綜複雜。
▌馬可仕戒嚴至今造成什麼影響?
Q:1972 年 9 月 21 日,馬可仕以打擊共產黨為理由宣布戒嚴。戒嚴期間,媒體都經過國家篩選、學生會和刊物被禁止、異議份子被逮捕,也發生不少法外處決和人權壓迫的案例,這段戒嚴期間對菲律賓至今造成了什麼影響?為何有些菲律賓人會認為那是一段黃金時期?
A:馬可仕宣布戒嚴表示他想要打造一個新的社會,而打造的方式便是:透過文化去重建和重新凝聚所謂的「菲律賓國族文化」,讓大家感受菲律賓的社會確實掌握在自己手裡。
因此,馬可仕花了很多時間建設大型公共設施以及舉行大型藝文和國際活動,例如選美比賽和拳擊比賽等。此外,當時的菲律賓人大部分仍是使用英文為主,馬可仕政府為此也花了很多力氣提倡大家說菲律賓語(Tagalog),因此就國族主義而言,馬可仕確實建立了一個凝聚人心的基礎。這也是為何一些民眾會認為,戒嚴時期是語言和文化等產業蓬勃發展的黃金年代。
當然,戒嚴時期也有嚴重的人權壓迫紀錄。但對於一些馬可仕支持者而言,這並非什麼錯事的原因是馬可仕也非常清楚地去界定以及告訴民眾:
「我做的事都是為了菲律賓好。」
在馬可仕的詮釋下,他要處理的是擁有地下勢力的共產黨和異議人士,而這些人都會傷害菲律賓,所以這造成的嚴重結果是當時確實有很多無辜的人或是異議份子被騷擾、被逮捕,甚至被殺害。但與此同時,民眾也沈浸在馬可仕打造出來的社會文化裡,認為菲律賓因此變得繁華,而馬可仕政府確實立了大功,除掉了所謂的叛亂份子。
Q:為什麼共產黨在菲律賓會被視為如此恐怖的存在?
A:我們或許可以這樣理解:對於不同政治立場的人,他們的共同敵人非常明確,那就是推翻獨裁者。而當獨裁者越是用力鎮壓,反對勢力也越容易被集結,組織且動員。就算後來解嚴、進入民主化時代,問題也難以被解決。
由此,可以分成兩個層面來理解:一是即便進入民主化,但是掌握實權的依然是那一些原本就擁有資源的政治家族,但這一些政治人物無心改變社會問題,因此造成部分共產黨人決定繼續維持武裝抗爭;二是:菲律賓民主政府依然會繼續使用民兵,或是外包給黑幫或其他有武力的人士,藉此來打擊政敵或是異議份子。這對於一些原本單純只想要表達反對政府意見的人而言,當看到異議份子依然會被殺害,他們有些便會選擇以最辛苦的地下組織方式,持續與政府對抗。
這也是為何一直到現在,菲律賓還存在著這一批共產黨人,這也成了政府要繼續打擊共產黨的說辭。但關鍵在於,一旦被政府貼上紅色標籤(red tagging)——即被指控為共產黨——的可怕之處是,政府可以非常輕鬆地把所有異議份子都一律扁平化地指控為共產黨, 並且加以對付打擊,儘管這一些異議份子理念不同、光譜也不同。
▌該如何評價「總統父親」?
Q:不管是馬可仕或杜特蒂,他們在任期內皆有人權打壓的爭議紀錄,那麼他們的子女——小馬可仕和薩拉——又如何評價他們的父親?
A:大家其實很常提到戒嚴時期的人權迫害,但這對小馬可仕而言是無中生有之事。他會認為:
然而,由此也會延伸許多問題:難道被殺害、被迫害的人就全都是叛亂份子嗎?或者如上所述,異議人士有不同光譜,為何能將如此簡化的標準全都套用在他們身上?但按照小馬可仕陣營的立場或其支持者而言,他們依然會幫小馬可仕辯護,認為當初被逮捕、被殺害的人都是犯法的人。
薩拉則幾乎很少對杜特蒂的毒品戰爭或法外處決等爭議,做出價值判斷,而是僅僅提到菲律賓政府應該要快速建立能夠處理相關議題的法律。但薩拉的說法之矛盾在於:如果薩拉也認為要建立良好的法律機制,那為何現任政府可以用法外處決如此模糊的地帶去處理毒品議題呢?
由此,也能觀察到極少對父親做出評價的薩拉似乎要跟杜特蒂劃出一條界線,讓大家覺得自己跟父親並不同。例如,薩拉在登記競選的前一個禮拜,突然從自己成立的政黨,轉換到與父親完全毫無關係的基督教穆斯林民主力量黨,最後代表該政黨競選副總統。難以否認的是,儘管想要劃清界線,薩拉同時還是享有父親的政治紅利。
因此,相較起更懂得如何為父親辯護的小馬可仕,薩拉的策略相對模糊。
Q:這一次的選舉中,小馬可仕和薩拉的組合幾乎在所有年齡層裡都有極高支持率。選民的選擇邏輯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社會現況,換句話說,選民相信小馬可仕和薩拉的組合可以改善他們的生活,可不可以請你分享一下這幾年來菲律賓社會面對什麼問題?
A:事實上,馬可仕於 1986 年被推翻下台後,接著上台並且繼續掌權菲律賓的人,依舊是在馬可仕執政前或是戒嚴時期,就已經掌握極多政治和經濟資源的家族。而他們在上台後,也一直以「自由」和「民主」自居,告訴選民可以帶菲律賓走向更好的未來,但這一些自由民主陣營依然沒辦法有效解決菲律賓的社會問題。
因此對一些選民而言,他們反而會覺得這群人僅是以「自由」和「民主」作為包裝,並且不斷以此妖魔化馬可仕政權,藉此成就自己。同理,在這樣的脈絡之下,有一些年輕人會選擇支持小馬可仕,也是因為他們認為自由民主陣營上台後,依然不會有任何改變。
▌觀察菲律賓,反思台灣
Q:按照 4 月民調,目前位居第二的總統候選人萊妮(Leni Robredo)獲得 24 %支持率,與第一名獲得 56 % 的小馬可仕有效著差異。儘管如此,萊妮的選舉集會和造勢活動依然不容小覷,這也才引起杜特蒂政黨出面宣布支持小馬可仕的組合。目前來看,也有聲音認為民調不一定準確,我們可以如何理解這個說法呢?
A:菲律賓的民調是否完全準確以及反映當下情況,這當中仍有許多討論空間。目前,菲律賓的民調仍是以面對面進行,而以非電話或網路,這意味著民調的進行到完成相對需要花費更長的時間(約 3 個星期到 1 個月)。這會造成的結果是:3 月進行的民調要在 4 月才能出爐,但這中間是否會存在時間誤差,而有失準問題?
當然也因為這一次的選舉讓人焦慮,尤其對萊妮陣營來說,如果光看民調實在讓人絕望,所以也由此開始去思考與檢討:那我們還能相信民調嗎?民調可以準確反映民意嗎?例如,民調公司的抽樣數如何篩選,是否存在地域分佈上的偏差問題?這一些都是菲律賓社會目前在討論的問題。
Q:無論選舉結果為何,未來可以如何繼續觀察菲律賓?
A:這一次選舉能教會我們的或許是不能太快地用簡單二元分類,如獨裁與民主、左派與右派、笨蛋與菁英選民,去理解菲律賓。甚至,即便今年選舉的討論焦點是「歷史」,但如果仍是以人民力量革命、歷史觀點或修正史觀等去做分類,可能還是太過簡化,因為它還是難以呈現以及有助於理解生命經歷不同的菲律賓人的觀點。
因此,或許更需要被認真檢視的是:「歷史」在即將到來的選舉扮演什麼角色、選舉之後的氛圍為何,社會又如何去回應等,這將有助於刺激我們重新透過菲律賓的政治來思考這些問題。
當我們有這些意識之後,它可以幫助我們更清楚地去思考如何理解菲律賓,以及回過頭來觀察台灣社會,我們是否也在用很粗暴的方式劃分敵友,那台灣又能怎麼做比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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