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1969年到1977年，季辛吉是有史以來權力最大的官僚之一。有那麼一段時間，他是唯一一個兼任國家安全顧問和國務卿的人，在這兩個截然不同的職位上，他既是外交政策的制定者，也是執行者。雖然德國猶太血統和帶有口音的英語讓他顯得與眾不同，但對權力的運用自如還是使他成為了美國的國家安全權力體制的天然化身，這一機構在整個20世紀不斷發展壯大，彷彿成了一個依靠自身擴張而生存的有機體。

在季辛吉從公職退休進入舒適的私營部門30年後，我在後「冷戰」和後9·11時代更為龐大的國家安全機器裡服務了八年。作為副國家安全顧問，我的職責包括撰寫演講稿和事務通訊，我的工作往往更側重於美國所講的故事而非美國的所作所為。

在白宮工作意味著站在體制的頂端，而這個體制擁有全世界最強大的軍事和經濟實力，同時還掌握講述一則激進故事的權利：「我們認為以下真理不證自明：人人生而平等。」但我始終面臨著根植於美國領導層的矛盾，即明知道我們的政府武裝了專制者，同時我們的言辭又在吸引異見者去試圖推翻專制者。換言之，我們的國家推行規則（包括對戰爭行為、爭端解決和商業往來），並在規則帶來麻煩時堅稱美國可以成為拒不遵守的例外。

對於這樣的撕扯，季辛吉並不糾結。在他看來，聲望的根本在於作為而非主張，哪怕其作為已經徹底違背美國的人權理念和國際法。他幫助擴大了越南戰爭，讓戰火燒到了柬埔寨和寮國，美國在那裡投下的炸彈比「二戰」中投向德國和日本的還要多。那些轟炸——通常是對平民的無差別屠殺——對於結束越戰的談判沒有任何幫助，如果一定要說影響，那就是它表明了美國為了表達對戰敗的不滿可以不擇手段到何種地步。

諷刺的是，他的這種現實主義在「冷戰」最激烈之時達到頂峰，而冷戰是一場表面上關於意識型態的衝突。站在自由世界的一方，季辛吉支持了巴基斯坦對孟加拉人和印度尼西亞對東帝汶人的種族滅絕行動。在智利，他被指控幫助謀划了一場軍事政變，導致民選的左翼總統薩爾瓦多·阿連德身亡，並開啟了可怕的專制統治時代。在寬容的開脫之詞中，季辛吉代表了一種思潮，認為結果（蘇聯和革命共產主義的垮台）可以將手段正當化。但對全球無數民眾而言，這種思維蘊含著一個殘酷的、同時也是美國經常向其已經邊緣化的國民傳達的信息：我們只關心自己的民主，而不是他們的。季辛吉曾在阿連德當選前不久說，「這些問題對於智利選民而言太過重要，以至於不能由他們自己來做決定。」

這一切真的值得嗎？季辛吉執著於聲望，即美國必須讓那些無視我們必須在未來影響他國決策的人付出代價。很難說在寮國的轟炸、智利的政變或東巴基斯坦（現孟加拉國）的殺戮對「冷戰」結果有何影響。但在全球事務上的冷血思維讓季辛吉在對與美國實力接近的專制國家打交道時取得了重大突破——對蘇聯的「緩和政策」給軍備競賽升級降溫；對中國的開放則加劇了中蘇矛盾，讓中華人民共和國融入全球秩序，並開啟讓數億人民擺脫貧困的改革。

這場改革的發起人正是下令鎮壓天安門抗議者的中國領導人鄧小平，這一事實本身也體現了季辛吉遺產模糊黑白的本質。一方面，中美恢復邦交是「冷戰」的決定因素之一，也提升了中國人民的生活水平。但另一方面，中國共產黨成了美國最大的地緣政治對手和全球政治的威權主義領頭羊，將百萬維吾爾人關進集中營，並威脅入侵台灣，而台灣的地位之所以懸而未決，正是因為季辛吉的政策。

季辛吉的後半生都不在廟堂之上。他為兩黨開創了先河，讓退休官員得以建立利潤豐厚的諮詢業務，並利用全球人脈做生意。幾十年來，他一直是政治人士和商業大亨聚會競相邀請的貴賓，或許是因為他總能拿出一套理論來解釋為什麼有人就是有權有勢，而他們對權力的行使又為何是正當的。他著作等身，其中許多作品都提升了他作為全球事務先知的聲譽。畢竟，歷史正由季辛吉這樣的男性書寫，而不是超級大國轟炸的受害者，比如仍在被散佈於全國各地的未爆炸彈殺害的寮國兒童。

你可以選擇將那些未爆炸彈視為全球事務處理過程中不可避免的悲劇。站在戰略的層面，季辛吉當然知道身為超級大國，可以得到歷史原諒的犯錯空間是巨大的。就在越戰結束的幾十年後，我們轟炸過的那些國家都在尋求擴大與美國的貿易。孟加拉國和東帝汶現在都是接受美國援助的獨立國家。智利的統治者是位80後社會主義者，他手下的國防部長正是阿連德的外孫女。超級大國的某些手段是必要的。歷史的車輪是在轉動的。一個人生活的時代和地點決定了他是被碾壓還是被抬起。

但這種世界觀誤將犬儒主義——或是現實主義——當做了智慧。故事本身仍然很重要。說到底，柏林牆之所以倒塌，不是因為誰在大局上運籌帷幄，而是因為東德人想過上和西德人一樣的生活。經濟、流行文化和社會運動很重要。儘管缺陷無數，我們仍有更好的制度和故事。

諷刺的是，季辛吉的部分吸引力在於他的故事是獨具美國特色的。他的家族僥倖躲過了歷史車輪的碾壓，就在希特勒剛開始將邪惡計劃付諸實施時逃離了納粹德國。後來，季辛吉隨美軍重返德國並解放了一座集中營。這些經歷令他對伴隨國家權力而生的神聖觀充滿警惕。但這並沒有讓他對弱者產生多少同情，也沒能促使他將美國戰後的強權束縛在規範、法律和對特定價值觀的忠誠之內，而那些價值觀正是為防止另一場世界大戰爆發而被寫入由美國主導的戰後秩序中的。

畢竟，聲譽不僅關乎一個國家能否殺雞儆猴，也在於其是否表裡如一。就像人際關係一樣，誰也不期望國家事務的處理能盡善盡美。但美國已為其偽善付出了代價，儘管這代價比戰爭或談判的結果更難衡量。幾十年來，我們講述的民主故事對越來越多的人來說已經變得空洞，他們可以指出我們的言而無信，而「民主」一詞聽起來就是美國利益的遮羞布。同樣，我們堅持以規則為基礎的國際秩序，卻被那些指點著美國的罪過來為自身辯護的強人所無視。

現在，歷史已經重演。在世界各地，我們看到了專制和種族民族主義的死灰復燃，俄羅斯對烏克蘭的戰爭就是最大明證。在加薩，美國支持的以色列軍事行動殺害平民的速度再次向世界許多國家表明，我們對國際法律和準則的接受是有選擇的。與此同時，我們也在國內看到了大批共和黨人如何將弄權凌駕於民主之上。這就是犬儒主義會導致的後果。因為在更崇高的抱負缺失之時，沒有故事來為我們的行為賦予意義，政壇和地緣政治就會變成一場零和遊戲。在那樣的世界裡，強權即公理。

這一切並不能歸咎於亨利·季辛吉一人。從很多方面看，他既是美國國家安全權力體制的締造者，也是這一體制的產物。但他同樣是一則警世故事。儘管如此不完美，但美國的存在離不開美國的故事，是它讓美國成為了一個多種族民主國家，並與俄羅斯和中國涇渭分明。

這則故事始終相信，一名寮國幼童與我們的孩子在尊嚴和價值上是平等的，智利人民也擁有和我們一樣的自決權。它必須屬於美國國家安全的一部分。若是忘記這一點，我們將自食其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