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发生在1966年到1976年间，据估计造成160到200万人死亡，给整整一代人及其后代留下创伤，它似乎不可能被忘却或无视。在毛泽东的领导下，这场运动意在清除残余在中国社会里的非共产主义元素，结果颠覆了几乎一切神圣的制度与规约。向来受尊重的教师和学校背上污名。书本遭焚烧和封禁，博物馆被洗劫，私人艺术收藏被毁。知识分子饱受折磨。

中国政府从来不太热衷于保存那灰暗十年的记忆。1994年我在中国旅行——那是一个略微开放一些的时代——在六个星期的行程中，我偶尔能在一些场合见到对文革的公开承认。博物馆的展品标签和图录往往干脆跳过那十年，或者用不动声色的语气草草提及“当时的历史事件”。

然而在她的新书《红色记忆——文化大革命的后世》(Red Memory: The Afterlives of China’s Cultural Revolution)中，记者塔妮亚·布兰尼根注意到，在最高领导人习近平治下，对这段历史的遮掩愈发严密——随着中国在世界舞台上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强大，这一迹象令人对它的政治健康深感忧虑。“当你存在一种集体创伤时，你真的需要做出集体的应对，”她近日对我说。“我明白共产党为什么想要避开仇怨与苦痛，但是如果你不能以某种方式承认它的存在，你可以继续前行——但你是无法真正恢复过来的。”

中国的高中教科书对文革的提及已经只剩下短短几段。2008年到2015年间任《卫报》驻北京记者的布兰尼根曾试图探访全国唯一专门纪念这段历史的文物保护单位，但当时已经无法进入。经历过文革的人往往不愿与她交谈。她为了研究这场运动去了许多地方，有时会受到监视，而有关的场所已经被关闭。“中共和它统治下的人们一同选择了遗忘，”她写道。“整整十年消失了。”

由于真实历史的缺位，一个关于文革的小型怀旧产业在中国兴起，包括主题餐厅、场景重现、服装道具和相关的刻奇商品，这与我国的内战场景重现、邦联雕像和改成婚宴场地的南方种植园有明显相似之处。对于此类令人困扰的怀旧，美国近年来做出了一些反思，但远不够彻底，克林特·史密斯在2021年出版的《词语的传承——对美国蓄奴史的反思》(How the Word Is Passed: A Reckoning With the History of Slavery Across America)对此做出了有力的记录。

但不论中美，当一个国家选择回避对其最黑暗历史的全面清算，这种怀旧冲动往往就会助长脱离现实的妄想，并为政治宣传提供便利。在中国，许多年轻人从未体验过毛主义的恐怖，如今却无比渴望其中包含的“理想”和透彻；曾经的红卫兵在怀念当今物质社会所缺失的团结和使命感。这样的扭曲也带来了布兰尼根所说的“悲剧宿命观”——中国人所说的“吃苦”——即放弃在个人、社会或政治层面上催生变革的权利。

“羞耻的低鸣”是她描述被迫遗忘的代价时提到的另一个说法。即便是相当爱国的人也对布兰尼根表示，他们的中国同胞在“道德上是空洞的”。他们哀叹着国民身上的那种麻木消极、良心缺失和“灵魂病态”。据她的描述，中国人认为“道德沦丧”是国家最紧迫的威胁，比贫困和犯罪更甚。

像文革这样无所不及的政治创伤不可避免地会留下这样的遗产。“没有一个工作单位能幸免，”布兰尼根写道。“没有一个家庭是无辜的。用‘同谋’来形容都过于轻巧——同志之间、朋友之间、夫妻之间、亲子之间互相告发背叛。一个人可以通过这种背叛飞黄腾达，直到时代大潮再次改变方向，曾经的受害者开始反击。这种亲密关系的背叛和政策的突然逆转撕裂了中国文化的全部肌理，将儒家的孝道伦理和更新式的共产主义博爱承诺尽数推翻。”

当美国人谈起文革，讨论的内容往往是关于集体思维和乌合之众的兴起，以及Twitter上和大学校园里的表演型愤怒。相似之处当然存在：政治领袖在煽动文化战争，极化思维将意见分歧的范畴缩窄至盟友与异端的能指，媒体也更愿意高喊口号而不是带动深刻讨论。

但布兰尼根的著作提供了同样重要的警示：忽视或扭曲历史会招致怎样的危险。一个国家想要淡化的历史必然将继续产生回响，不管是中国的文革还是美国对原住民的待遇和奴隶制的遗留问题，都不例外。正如习近平可以审查中国近年的新冠历史，美国也可以试图粉饰最近发生的事件，比如推翻2020年大选结果的企图，以及2021年1月6日的国会山暴动。

在《词语的传承》的结尾，史密斯描述了他的祖父母在南方种族隔离时期的经历，那刚好是在中国文革发生十年前。“黑白相片和胶卷在向我们表明，这些事发生在遥远的过去，”他写道，“与我们的当代世界无关。”但正如祖母告诉他的那样，“那是真实的，是我的亲身经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