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月早些時候，一個中國間諜氣球在美國領空被發現並擊落，美國國務卿安東尼·布林肯隨後決定推遲美國最高外交官自2018年以來的首次中國之行，這成為兩個大國關係惡化的漫長故事中的最新篇章。
這個故事的真正開始是在五年前，當時川普政府發起了一場到拜登任內仍然在持續的貿易戰。今年5月，拜登總統承諾，如果中國對台灣發動攻擊，美國將保衛台灣，這是對長期政策的驚人背離（儘管時斷時續），前眾議院議長南希·佩洛西今年夏天對台灣的訪問突顯了這一點。上個月，美國空軍一名高級將領發布了一份備忘錄，預測2025年將爆發戰爭，並呼籲做好準備，「以便威懾中國，並在必要時擊敗中國。」
為什麼華盛頓認為中國是美國國家安全的最大威脅？這些擔憂是有根據的嗎？為了避免兩個擁有核武器的國家之間發生潛在的災難性軍事衝突，應該做些什麼？以下是人們的看法。
中國到底有多危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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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的威權主義政府給予其公民很少的公民自由，以及更加少的政治權利，並通過無所不及的一黨統治、廣泛的審查制度、對公民社會的壓制、習近平主席領導下日益複雜的監視和宣傳系統，以及被美國定性為種族滅絕的大規模宗教人士和少數民族拘禁來行使其控制。
當然，世界上還有其他威權主義政府；美國甚至與其中一些國家結盟。但對美國官員來說，除了其規模之外，中國之所以成為一種獨特的威脅，在於它的軍事現代化，以及用美國國防部長勞埃德·奧斯汀的話來說，中國「為適應其威權偏好而重塑印太地區和國際體系所採取的日益高壓的行動」。
• 近年來，北京對世界上最重要的水道之一南海提出了廣泛的主權要求，這些要求被普遍視為非法。
• 它實際上剝奪了香港的自治權，並鎮壓了香港的民主運動。
• 中國還在台灣附近舉行了更激進的軍事演習。台灣是1949年成立的一個繁榮的民主政體，距離中國大陸海岸僅160公里，北京認為台灣是一個非法分離的省份。
自20世紀70年代以來，美國通過「一個中國」和「戰略模糊」政策達成了微妙的外交平衡，前者不承認台灣是一個主權國家，後者向台灣出售武器但不提供任何安全保證。台灣主導著對電子設備功能至關重要的微晶片生產。美國商務部長吉娜·雷蒙多去年警告稱，如果中國的入侵限制了這些晶片的供應，將導致「嚴重而直接的衰退」以及「我們無法保護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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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中國還通過貿易、被指稱的知識產權盜竊和對發展中國家的投資施加影響，批評人士稱後者是一種新形式的殖民主義。隨著中國市場力量的增長，「美國的機構和企業越來越沉默，以避免激怒中國政府，」時報的傑曼·洛佩斯寫道。
但是，儘管存在這些擔憂，許多人還是拒絕接受中國對美國構成生存威脅的說法。在最基本的層面上，「中國既沒有摧毀美國的破壞性能力，也沒有摧毀美國的地緣政治動機，」克萊蒙特·麥肯納學院政府學教授裴敏欣於2021年在彭博社上發表文章稱。他還說，即使最近有所擴張，中國的核武庫仍然比美國小得多，而且中國軍隊在技術先進性和經驗方面仍然落後。
在昆西國家事務研究所高級研究員史文(Michael Swaine)看來，中國政府對輸出其治理體系也沒有表現出多少興趣。他在2021年的《外交政策》上發表文章指出：「即使有，也幾乎完全是針對發展中國家，而不是像美國這樣的工業民主國家。」此外，中國的經濟發展模式「以其目前的形式，幾乎可以肯定是不可持續的，這是由於中國的人口老齡化、廣泛的腐敗、嚴重的收入不平等、不完善的社會保障網路，以及推動全球創新需要信息自由流動這一事實」。
在康乃爾大學中國與亞太研究教授白潔曦(Jessica Chen Weiss)看來，與中國展開零和博弈的邏輯在華盛頓的兩黨成員中已經變得如此普遍，以至於有可能損害美國自身的利益。去年，她在《外交事務》雜誌上寫道：「如果個人覺得為了保護自己和職業發展，有必要比別人表現得更強硬，就會產生群體思維。」
對於這種群體思維的批評者來說，對氣球事件的反應是威脅膨脹的又一個例子。「美國人利用各種技術收集中國和其他國家的情報：衛星、電話竊聽、電腦入侵，甚至還有老式的人力資源，」《外交政策》專欄作家艾瑪·阿什福德寫道。「似乎華盛頓把整個事情搞得太過火了。」
美國和中國能在不發生衝突的情況下競爭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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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是那些把對抗中國崛起作為國家首要任務的人，也不是特別熱衷於發動戰爭，因為這幾乎肯定會付出巨大的代價：
• 根據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最近進行的模擬，在入侵台灣引發的衝突中，美國及其盟友將損失數萬名軍人，台灣經濟也將遭受重創。
• 蘭德公司的研究顯示，在一定程度上，由於美國和中國經濟是高度相互依賴的，一場持續一年的戰爭就會導致美國GDP下降5%至10%，中國的GDP下降25%至30%，對全球經濟產生嚴重影響。
• 衝突還可能危及美國和中國這兩個世界上最大的溫室氣體排放國之間在氣候變化方面的合作，正如佩洛西對台灣的訪問所暫時造成的那樣。
如何才能最好地避免戰爭，人們意見不一。在台灣問題上，台灣的研究教授陳玉潔等人認為，威懾中國需要志同道合的民主國家展示更多的支持，「包括與台灣簽署雙邊經濟協議，允許台灣加入地區貿易組織，以減少台灣在經濟上對中國大陸的過度依賴，支持台灣參與國際組織，以及更多像佩洛西訪問這樣的姿態。」《紐約時報》專欄作家布雷特·史蒂芬斯認為，拜登也應該發表正式聲明，結束美國的戰略模糊政策。
但也有人認為這是一種挑釁，會適得其反，因為北京已經假設美國會在衝突中支持台灣。「這會暗示我們的政策是確保台灣獨立，這樣一來會削弱互信，」專注於中國的研究公司龍洲經訊的創始合伙人葛藝豪(Arthur Kroeber)去年11月對《外交事務》表示。「可能會煽動台灣為走向獨立而採取更激進的行動，這將增加而不是降低武裝衝突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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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其他問題上，人們對於如何緩和緊張局勢有更多共識。例如，增加對該地區民主國家的軍事援助得到了相對廣泛的支持。「專注於向美國盟友提供防禦性武器的積極拒止戰略，以及在該地區低調地、更靈活地部署美國的力量，將提高中國軍事行動的成本，同時又不會加劇中國自身的不安全感，」中國歷史學家文哲凱(Jake Werner)和昆西研究所的高級研究員威廉·哈頓寫道。
去年，國會通過了兩黨立法，推出520億美元的補貼和稅收抵免以鼓勵國內晶片生產，這項產業政策可以通過對沖供應鏈薄弱環節來幫助降低台灣爭端對國家安全的影響。正如歐巴馬政府財政部長的顧問史蒂芬·拉特納上個月在時報上所寫，「甚至許多自由市場保守派似乎也認識到，不受約束的資本主義會導致不完美的結果。」
拜登還可以通過降低對中國進口商品的關稅來降低美中競爭的溫度，《紐約時報》編委會去年形容關稅是「川普政府逼迫中國做出經濟讓步的失敗策略」。編委會認為，美國不應試圖改變中國，而應專注於加強與中國鄰國的關係，因為「最近的歷史告訴我們，美國在不進行單邊行動時能更有效地推進和捍衛自己的利益。」
目前是不安的和平
無論如何平息氣球事件，這都凸顯了美中關係已經變得多麼緊張，下一場爭端有多麼容易演變成衝突。「正如我們在氣球事件上看到的那樣——有人預見到會有這樣一場氣球迷你危機嗎？——有無窮無盡的可能組合，」為時報報導中國的儲百亮(Chris Buckely)本週表示。
它還揭示了兩個大國現在的溝通有多麼欠缺：在氣球被擊落後不久，五角大廈表示，國防部長奧斯汀通過一條特殊的危機熱線聯繫了中國國防部長，後者拒絕接聽他的電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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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這種冷淡的氣氛持續下去，「當關乎世界命運的時刻到來時，一場新的古巴導彈危機並不是不可想像的，」麥可·舒曼在《大西洋》上寫道。「然後這兩個對手可能會發現他們避免災難所需的溝通管道不起作用，他們的敵對態度太根深蒂固，無法找到解決方案。」